分類: 雙週專欄

編按：
本文原刊載於2010.1.15「地球公民協會」網站，感謝讀者po提醒，將這篇討論國土復育政策與八八後的山林重建文章，轉載於此，與更多讀者分享（原文請點選這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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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災後，政府、輿論和重量級慈善團體似乎把「原住民遷村，讓山林休養生息」做為解藥。然而「原住民是山林破壞者？」的指涉，不僅是以偏概全，更忽視了山林破壞的根本問題。

若問：現今原住民在山地的農業活動，會不會造成山林水土的破壞，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山地開墾都是原住民所為嗎？政府主導的山林開拓政策可以不必負責？歷來政府和學界檢討土地利用與土石流等課題，只聚焦在「超限利用」與「濫墾」，從未檢討百年伐木和政府鼓勵山地開墾的政策，彷彿只有人民犯錯，而且和政府無關。

如果因為原住民在山上的農業活動會破壞山林，所以叫他們離開，那麼漢人來台400年間全面摧毀原始森林，從事精密農耕，把平地所有野生動植物趕盡殺絕，發展工業污染河川、土地，是否也該全面退出？

若依此簡化邏輯來推動政策太天真也太恐怖！以下筆者試簡要分析台灣山林政策之關鍵課題，同時提出國土復育的幾項思考供參。

一、山林政策

全台山坡地大都被劃分為「林業用地」、「農牧用地」。依據所進行的第二次之森林資源航測調查（1972-1977年）。在全島林地面積186萬 4,700公頃中，國有林地占155萬308公頃，其中經濟林地占59%，施業限制地（水土保持關係）占14%，保安林地占19%，施業除地占8%。

「經濟林地」，在海拔2,500公尺以下的原始森林，大都在過去百年來被全面伐除，根據官方統計共砍伐34萬4 千多公頃的林地（實際面積應遠遠超過），爾後又以林相變更、林相改良的名義，全面破壞原始闊葉林，因伐木而開闢的林道，根據1981年統計，全島長達 3,682公里，這些林道加上後來的橫貫公路，正是山區開墾之濫觴。

時至今日，這些伐木跡地，有些重新演替為天然林，有些則繼續人工營林，執行所謂的「撫育」，如除草、削枝，維持單一樹種的人工植被。人工營林，基本上是視「樹」為作物，造林的過程中砍伐森林，開闢道路，對水土保持破壞極大，重新種植的小苗，至少要經5-10年以上才能成林，其作業模式，對水土保持的損害僅次於果樹、蔬菜等短期作物。

原住民保留地中，有許多被劃入「林地」，政府以「獎勵造林」鼓勵人民執行著「砍樹、種樹…」的循環利用方式（例如1996年的賀伯災後，政府推出全民造林運動，總計造林3萬8,000多公頃，其中收回農墾地再造林者僅214公頃，意味著可能毀林3萬多公頃。）

即使是「保安林」[1]，依照保安林經營準則還是可以進行更新、撫育的作業（即伐木再造林），經主管機關農委會林務局許可，還是可以把森林砍除推動公用事業、公共設施、公共建設、探礦或土石採取。也就是說，依現行保安林的經營方式，並不能避免水土破壞。

另外，山坡地上所編訂的「農牧用地」，在編定的過程中，並未真正調查是否適合農牧使用，許多農牧用地的地形陡峭脆弱，一旦把森林伐除或從事農耕活動，極易造成水土流失，這是土地利用管制中失落的一角。

簡而言之，檢討山坡地不當利用，必需先檢討林業政策。可惜的是，從2005年開始所推動國土復育條例或行動策略，都未碰觸這些課題，甚至還是允許在所有區域進行「林業保育必要之復育及疏伐作業」，而對於收回出租林地再造林，也還是停留在經濟林的思維。

△高海拔山區還是允許這樣的疏伐作業，維持運材道路，如何叫國土復育？

二、農墾與超限利用

根據農委會1999年清查全台山坡地屬宜林地及加強保育地總面積36萬5,907公頃中，超限利用面積達3萬2,000餘公頃，其中以南投縣1萬1,120公頃為最多，次為嘉義縣及台中縣[2]；而有關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的統計，根據行政院原民會的資料，總面積為15,122公頃，其中又以南投縣比例最高。

山地農墾伴隨著是產業道路的開闢，根據經建會（2004年）的資料，全台山區4公尺以上產業道路、農路總長度達8,550公里，相當於22條中山高，道路、農墾不僅會造成崩塌，也會加重下游的涇流量，縮短雨水從山區流出的時間。

然而，山地農墾的擴張是政府引導和放任下的產業。

由於伐木後遺留大面積荒山，政府乃鼓勵人民租地造林，一開始，木材價格尚有利基，但隨著國產材不敵價廉之進口材，許多林農便轉種植茶、果樹等經濟作物。同時，隨著山區道路的開通，吸引了更多漢人上山開墾，有些甚至是侵占國有地從事農作。經濟的誘因，導致了原住民保留地的林地也開始超限利用，原住民自營或出租給漢人者兼有之。

△阿里山區的山林茶園拓墾，2003.11.17。

同時，政府政策也鼓勵農業上山。例如福壽山、武陵、清境、花蓮等四大農場，就是政府主導的高山蔬果政策；再如李登輝總統在面對阿里山國有林下種植山葵的問題，竟向身旁的官員做了一項指示：「去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可以共存，上下都利用！」，高層無知加放任，民眾利之所趨、民代關說、地方政府不執法，致使濫墾、超限利用成為尾大不掉的問題。

另外交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全然以增加觀光人口為前提，無視國土危脆，建設各種如空中樓閣一般的景觀建設，如本次風災過程中，整個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所全數為土石流所沖毀；阿里山觀光設施、BOT案同樣難敵土石之災；九二一地震後在草嶺推出的「災難觀光」週期又是何其短暫？再如盧山、六龜、寶來的溫泉有多少是合法經營？宗教寺廟占用國有地，違規超限利用者更是不計其數，但是，又有那個政治人物敢下達拆遷指令？

△寶來溫泉區受創後，政府應業者之請，積極疏濬並協尋溫泉露頭，要重振觀光。災後復建的資源分配與國土復育的標準，似乎仍是在比誰比較有權有勢？

三、公共工程：政府主導的公共工程本身就是最大破壞者。

例如：今日有許多的山區漢人聚落，就是伴隨著中橫、北橫、南橫、阿里山公路等公路而建立或者擴張；水壩、發電廠，越域引水等隧道工程，破壞河川、山林生態至鉅；因應觀光而擴張的公私建物，往往處於敏感區位；農委會水保局之任務即在維持山地開發，進行各種水土保持工程，數十年來，上游搞開發，下游收拾殘局，已投入數百、上千億「永續工程」，然而，土石流為何越加嚴重？為何無人檢討？

綜上，可以發現政府是最大的山林破壞者，而且是透過制度、公權力進行有系統的破壞。然而，這些導致今日國土破碎、崩山與土石流災難的因素，必須在時間（土地開拓史）；空間（各種開發之規模及區位）下檢視，因時因地有輕重之分，無法一概而論。

△上圖為曾文越域引水的勤和洞口，2005.12.17攝；下圖為八八災後荖濃溪河床墊高，洞口已深埋於土石下20幾公尺，如何復工？

國土復育的幾項思考

八八災後，由經建會、內政部營建署主導的國土計畫法，在第23、24條中制定了國土保育地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及管制原則，因而宣稱納入國土復育的內涵；立法院中則有委員提出了國土復育條例（皆以民進黨2005年版本略作修改）；經建會也提出了國土保安及復育計畫（草案），送到行政院永續會中討論。

綜上回顧，筆者看法如下：

一、山林復育首重檢討山林政策，以細膩的土地調查為基礎，徹底進行山區土地分類，重新劃分保育地、經濟地。保育地限制不得從事造林、撫育、林木收穫、農業等活動；經濟地則允許從事人工林的經營、農業活動、聚落。（經過重新劃分，也許現今原住民保留地中的部分林地，反而適宜農耕；農牧用地反而應劃為保育地。）

二、山林復育依現行法令即可操作，關鍵在於政策與政治決心，不一定要立新法。

三、山林復育所需經費，應將造林、水土保持、道路等工程費用，轉移至限制伐木補償、復育天然林，收回承租林地等，不應再擴大舉債；另，加徵水源保護費用應直接回饋保護區上游人民。

四、山林復育需要社會和政治共識。山林復育至少需要數十年、百年才能見其成果，欠缺共識的方案，必然敵不過人民的抵制、民代的關說，演變成朝令夕改。例如民進黨時代依據「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試圖處理超限利用、收回出租林地。然而來自墾民、民代形成重重阻力，依據其執行效率，要處理國土保育區的超限利用、濫墾濫建要花上30年；國有林出租造林地的收回要花上131年，凡此都說明「徒法不足以自行」。

五、山地農墾也許並非八八災變的主因，但不當的山地農墾活動的確威脅自身及下游居民。從事山地農墾者，有些僅是糊口的工作，有些誠屬不公不義之暴利，要處理這項課題時，必先判別真正的弱勢者與不法的既有利益者。

處理這項歷史沈疴，最好的作法是：資訊公開，釐清爭議課題，不斷舉辦公聽會、聽證會凝聚社會共識，讓政治角力全面透明化；同時積極研擬策略方案，協助山區住民轉型為與山林共存的生活型態，原住民傳統的輪耕、休耕，農林並存的生產型態，或許值得重新借鏡。因為，無法處理山區住民生計問題的方案，必然導致利害相關者之消極、積極抵抗。

六、搭構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與西方生態學的橋樑，建立山林經營管理的實務共識。以原住民部落為主體，逐步賦予經營管理山林的權力，彌補林務人員快速白領化，山林管理的嚴重缺口。

在地震、降雨極端化、欠缺原始植被的保護等因素下，台灣山區的土石流災變勢必加劇。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在於：如何幫助岌岌可危的原住民族，延續族群的生命和文化？百年來陸續移墾山區的漢人聚落何去何從？至於山林復育請政府先躬身自省，先檢討既有法令和政策，同時請社會在見樹又見林的前提下，協助山林復育。

註：

[1] 現有之保安林面積已達461,183.6公頃，佔森林面積的21%，其中96%屬國有，公、私有佔4%。

[2] 監察院，2000，國土保全總體檢報告：崩塌及土石流區。

(作者為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本文轉載自「地球公民協會」網站)

……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哥林多前書〉第13章2至3節）

1、功德

行慈善的事在這個社會上是被稱頌的──雖然還未到被鼓勵的程度，但基本上大家多會對此抱持著肯定的態度，因為竟然有人願意在顧全自己以外，還願意挪出時間、金錢、心力來對別人行這些慈善的事，這的確令人感佩。這感佩或許是因為他╱她原本可以享受更多，但卻寧願放棄，以致於這相對於我們慣常所謂的自私自利的社會來說，真的是非常稀罕。

但或許──容我們這樣猜測──這樣的感佩也常常是一併出於我們自己並沒有、或並不願意這樣投入的些許慚愧。

我們的不投入當然有很多理由，因為我們可能常常覺得收入連供應吃穿都不夠了、基本生活就已經存在著頗為沈重的壓力，此外，背負這壓力之餘，我們追求一些些欲望上的滿足──也許只是利用週末好好休息、或難得出去走走，或者是添購一些真的已經忍耐很久卻捨不得下手的東西，這應該也不致於說不過去，就作為一個人來說，應當是合情合理的。

但這麼加加減減下來，我們似乎就沒有什麼能為別人付出的空間──噢，這裡可能要更正一下，我們所背負的壓力常常也不只是自己的壓力而已，它常常也是背負著家人、或要為家人分攤。所以我們其實也不算是沒有為「別人」──自己以外的人──付出，只是我們對於幫助那些或許在關係上離我們更遠的人，就常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在此情況下，我們真的很感佩那些能對自己家人以外的人行慈善的人，他們做到了我們所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不會苛求他們應該要持續付出、或非得怎樣付出不可，因為這種自願付出本身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它之於這個冷漠的社會來說已經算是多出來的部分了。相反地，我們可能也就因此對那些挑剔這些慈善作為的內容、但似乎又只是光說不練的挑剔者嗤之以鼻，「不然你怎麼不來做？」常常成為反擊挑剔的最有力說詞。

的確，在某個意義上挑剔者真的應該對這樣的回應好好思索。而這種反擊的論調常是認為那行慈善的人已經行了「他的」慈善，若你不滿意，你就來行「你的」慈善吧！看你認為怎樣做最好，就自己親身來實踐看看。

行善者的所有物

此外，我們常常相信這些慈善行為是無私的，理由就如之前所說的，因為這些行慈善的人比我們放棄了更多「我的」東西。然而，雖然從一種相對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說法它並沒有錯，但我們似乎還是可以發現一些「我的」影子出現在這些慈善行為裡，諸如行慈善者的名字會出現在某些建築物或捐贈物品上頭，行慈善者常常會公開露面並連帶地在媒體上出現，又或者當他╱她公開露面時常也向人宣告其來歷、所屬公司團體，又或者許多慈善行為常常就是企業行善之餘一併宣傳其正面形象的方式……。

面對這些情況，當然，我們或許更感佩於那些默默行善的人、認為那更顯得其人格高尚，但回到先前談到的思考裡，既然我們自己都做不到了，那麼讓這些人出出名──或正面的說、讓他們的善行得到大眾的表揚與肯定──有什麼不好呢？並且這其中也可能存在著一種教育的功能，讓社會上的人能夠起而效尤。

再讓我們更進一步地檢視，這些善行雖然是施予別人的，但它在某個意義上卻可能成為了行慈善者的所有物，它成為一種可以為人所擁有的功德──那是「我」做的、是「我的」功德。於是這些功德在某個意義上就成為了行慈善者的財富，它可能是令人感到驕傲的，也可能是令人羨慕的，它會為行慈善者換來好名聲，甚至，我們可能相信它會換來好報應。

2、人權

但當我們從人權的角度來看某些事件時，有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視野。人權這個概念相信──無論任何國家或文化裡、無論這些國家的法律或文化慣習承認與否──只要你是人，你就擁有某些基本權利，這些權利具有高度的優先性與強制性，而無法被隨意、自由裁量與選擇（”Human rights”, 2001；Weston，2009）。

所以那關於人權的重要文獻〈世界人權宣言〉標題裡的「世界」（Universal）更準確的意義其實是「普世」、這樣的人權是普世適用的。這些基本權利說明了作為一個人應該得到什麼樣的對待。

倘若我們認可〈世界人權宣言〉的內容，那麼人們就應該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們不應該遭到酷刑或殘忍待遇，人們能夠自由遷徙居住，也享有思想、宗教與言論的自由等等權利。所以無論是政府或民眾都應該要注意到這些權利、要避免在各項作為中使某些人喪失了這些權利，甚至我們也願意有所付出、來支持其中某些權利得到實現。

對於後者，教育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那怕現代有許多人並不打算生養小孩，但他們仍舊要納稅提供政府作為教育經費，這看起來不是蠻不公平的嗎？但人權就是要保障每個人受教育的權利，它不會希望教育在放任的市場經濟裡、最終成為富人才能享有的高級享受。

社會福利則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社會上的低收入者與身心障礙者常常可以獲得某些補助、減免或優待，這是為什麼呢？對於那些好手好腳又擁有穩定工作的人來說，他們似乎很可以從某種「公平」的角度來問：為什麼要拿我繳的稅來支持這些人呢？為什麼我繳的稅不是用在能夠更有助於我的生活幸福的事項上呢？繳比較多錢的人理應享有較多的福利、理應對政府運作有更多的發言權，這有什麼不對呢？

但在某個意義上，就基於對人權的保障──或更深一層地說，這裡頭是蘊含著對於「人性」應該如何才能夠得到某種程度的實現的想像──所以某些人對此得付出更多。而對於認同人權理念的人來說，這是值得的！衡諸世界，我們會看到許多身心障礙者在政府、社會團體的支持下，他們展現其原本被忽略的才能、或走出原本的晦暗生活而能夠享受幸福的人生──而這或許是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享有的。

所以，在某個意義上，若不是人權要求著每一個人付出，這社會上的弱勢者恐將在那不經思索而以為合理的「適者生存」想法、或「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的粗糙報應思想底下，獨自面對這殘酷世界與悲慘人生。

所以，倘若我們認同人權，那麼許多慈善可能就不過只是對人權的伸張，而不是「誰的」功德了──舉例來說，假如某任行政院長宣布要全面保障老人福利時，這就不算是德政，更稱不上是施恩了，因為這是理應如此去做的；那其實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而不是政府的功德。又假如某地方首長宣布要讓每位學生都有營養午餐吃時，且讓我們回頭看看〈世界人權宣言〉的內容，就要發現這政策其實也不至於要誇張為善行義舉。

同樣地，一個國家讓人民以投票方式表達其意志、雇主給予員工公正而合適的待遇又允許其享受休息與閒暇也都不會算是功德或賞賜。而若以台灣近年來頻繁的災害為例，那些災民在「不能控制的情況下」的健康與福利等生活水準的維持──包括食物、衣服、住房、醫療與必要的社會服務──其實也都受到人權的保障，政府與其他未受害民眾其實都不能忽視災民因著災害所造成的權益的喪失。

其中，在政府作為理應──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與法治國家依法行政的合理性──維護人權的重要角色的情況下，我們其實也不應該會見到類似「我把你們當人看」的思維，或民眾宛若封建時代攔轎下跪抗議告狀、哭喊著要某某官員「幫幫忙」等等情況。

居住權不是功德，是人權（攝影/鐘聖雄）

將「責任」錯認為「功德」，將「人權」當作「施捨」

但台灣社會的弔詭之處就在於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我們常常是把「責任」錯認為「功德」、把「人權」當成「施捨」。在這種扭曲下，我們也可能會將受助者對於施行幫助者──有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團體──的批評視為「不知感恩」的表現，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又倘若這批評是發自於所謂的局外人，那麼似乎就更令人惱怒了。

但從人權的立場來看，我們若要辨別這些批評的對錯，就應當回到人權的內容來進行檢視，於是我們將能夠試著分辨什麼樣的批評是過分而無理的，什麼樣的批評又是正當的。

而倘若前述的批評是主張「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不得任意干涉」、主張「人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主張「個人尊嚴與人格的自由發展所需的各種權利應得到實現」，那麼就〈世界人權宣言〉來看，這樣的批評其實是合理的。

反過來說，「行善」之所以可能其實是「為惡」，部分原因可能在於先前提過的、一種瀰漫在群眾裡的行善者優先的心態，這種心態讓沒有親自伸出援手的旁觀者不願意對那行善的內容進行評論，甚至行善者也要以此打壓對其所做的批評。但事實上這是兩回事，這是犯了邏輯上的人身攻擊的謬誤──

誰說沒有擔任過公職的人就不可能指出公務員犯的錯誤呢？倘若如此則那些令許多人著迷的名嘴政論節目理應早已停播；誰說沒有參與行善的人就不可能指出行善者所行的不是善、反倒是惡呢？某些動物保護團體即透過長期追蹤發現放生活動其實反倒容易造成放生動物的大量死傷而要批評之。

事實上，合理的批評常常能幫助行善，缺乏批評反倒容易使罪惡氾濫──1517年，德國威丁堡大學教授馬丁路德即公開批評教宗利奧十世挾上帝與教會之名販賣贖罪卷的謬誤，而吹響了宗教改革的號角，並且也拯救了許多在教廷危言聳聽、威逼利誘下付出大量金錢購買贖罪卷的可憐信徒。

我們或許可以試想，馬丁路德其實不可能透過說好話來解決教廷剝削人民的作為──事實上後者正是把贖罪卷視為╱包裝為一項恩典，因為它號稱人們只要花錢就可贖罪、還能幫助已逝親人脫離煉獄飛入天堂！對此，它當然需要被嚴厲地──同時也必須是合理地──批判才可能被導向正途。

而就當台灣自數年前開始號稱自身是以人權立國，而總統又於近期宣誓要與國際人權接軌之際，或許我們也值得從人權的角度重新思考過去我們所以為的功德與慈善，而我們或許也要肯定，人權這個概念的確提醒了我們對於每一個人所必須要給予尊重、重視、甚至是挺身捍衛的部分。換言之，它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們過往所持的道德認知做出提醒與聲明。

而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些提醒其實是數百萬以上的人們慘遭歧視、逼迫、虐待、殺害所換得的血淋淋的反省，它讓我們知道我們理應為他人付出許多，知道許多對待其實是每一個人都應得的。

3、愛

但或許要讓我們感到悲哀的是，人權的根據與其內容其實仍舊飽受爭議。某些抱持著相對主義的人總要懷疑在這個多樣化的世界裡，如何能有一種絕對的人權存在？人權難道不能隨著文化而有所不同嗎？是誰規定、又憑什麼規定人權包含的是這些內容，而不是另一些內容呢？

此外，就算我們都同意每個人都擁有一些消極的基本權利──也就是不允許被侵犯的權利，諸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但我們如何能說人也擁有另一些積極權利──也就是他人有義務來積極幫助其實現的權利，諸如教育、健康、在社會上的自由發展與保障等權利──呢？

因為後者的達成常常需要其他人付出更多、去主動介入與幫助，這對於弱勢者來說當然是件好事，但這就又要回到先前提過的質疑裡──我為什麼要為別人付出更多呢？反對積極權利的人會認為，我們只要能夠滿足那些消極權利、不對個人做出妨害或干預就足夠並且正當了。

又換個角度來看，這些──對於某些期待能盡可能地發揮人的價值的人們來說、光是如此可能還不夠的──積極權利的規定，對於另一些厭惡多付出什麼的人來說，雖然令人氣憤，但卻也幫助他們為其所認為的「額外支出」畫下了底線──這就好像一場為來賓設定了當日貢獻額度、而可能會讓台下的富豪們著實鬆了一口氣的慈善義賣會那樣。

倘若我們再進一步地思考，那些能被列出的積極權利也很可能是重重角力、妥協之下的結果，它們很可能在某個意義上是為富人們、或幸運地能過著幸福美滿生活的人們的荷包止血，讓他們在此道德議題上只需謹守底線即可。這不但能成全他們在支持人權上的美名，也連帶保全了他們的自私、自我中心──因為除此之外，他們就不必再付出更多。

陽光與風對果樹沒有任何要求，單純的成就美好。

自我中心的慈善行為

同樣的，自我中心也可能表現在慈善行為上頭，之前已經提到，許多慈善行為都必須清楚這是「我的」慈善、「我的」功德，而事實上這都很可能是在別人的苦難之上尋求自己的成功──這樣的成功未必要帶來錢財不可，因為光是盛名也是人們所樂於競逐的。

啊，想想，透過這些行為，我能夠從善人升級為大善人，我能享受多少尊敬、多少欽羨的眼光？我的說話也因此開始有了份量，有多少人願意聽我的呼召跟隨我、聽命於我、掏出錢來作為貢獻！雖然這些金錢不為我所享用，但我卻享受了難以言喻的滿足，誰說這不教人嚮往呢？

另一方面，這種扭曲的慈善行為也可能要求領受慈善者必須按照「我的」方式來接受──究其根本，這同樣可能是自我中心作祟，因為是「我」要來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也因為是我掌握了資源和力量而能如此做。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台灣所在多有，舉例來說，台灣各地有多少熱情的山友熱情地幫忙在山林裡披荊斬棘、開闢新路以期增加大家爬山樂趣，或辛苦地在山林裡建立涼亭桌椅以至於各種大型健身器材？他們甚至還熱情地移植各種非原生植物來妝點環境，或期望能以此改善風景、收種樹吸碳之效。他們固然付出了很多，但不見得所做的行為就會是正確的──這些行為反倒破壞了自然生態。

又譬如數十年前、蘭嶼在抱持善意的有力人士欲改善當地區民落後生活、促進離島現代化的期望下，興建了並不適合當地氣候的水泥平房而要居民入住的案例。這其實都是──從批評的角度來看──未經仔細審視的、自我中心的表現。

反過來說，其實自我中心是最不樂意接受審視的，於是在某種程度上，自我中心其實總要支持相對主義、於是那自我才能擁有其自由運作的空間。以致於我們其實很難以相對主義來糾正這些自我中心──被相對主義圍困的人權概念即是活生生的例子。

愛讓慈善有真正的價值

對此，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的是愛。愛總是超越權利──因為愛者總會為了被愛者而放棄自己的權利，他╱她會寧願為了被愛者而忍耐貧困、辛苦、羞辱、傷害、病痛、甚至是承受死亡。我們能看到這世界上有許多人即寧願放棄所謂的「正常」生活，而四處為弱勢者奔波，他們根本不管消極權利或積極權利的爭議，就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他人──這正讓那爭議與爭議裡的斤斤計較相形見絀。

愛者心裡所想的不會是自己，而是那被愛者，因此愛者更不會在被愛者的苦難裡試圖成就自己的功德，愛者所盼望的是成就被愛者的美善。是的，這裡所說的就是犧牲，這是愛的最高表現，即愛者寧願捨去「自己」以成就他人，而這正是堅持自我中心的人──哪怕他 ╱她也常常以行善的形象出現在眾人眼前──所做不到的，因為後者即便是捨去許多也是出於自己、而無法真正「捨己」。

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愛就是自我中心的敵人，愛不會去計較一項付出可以換來多少功德、換來多少欽羨的眼神、換來多少歌頌與報導──因為就算沒有這些，愛者仍舊選擇去愛，而這點或許能在許多偉大的父母身上得到印證。

而愛也包含著忍耐──忍耐對於一個自我中心的人來說當然是件難事！因為忍耐要耗費我多少時間心力？但就因為愛會包容那被愛者與期待被愛者能實現美善，所以愛者會願意體諒、等待、忍耐那被愛者。當然，這忍耐不意味著就全無作為，愛者見到被愛者明明走偏了路、犯了錯，他╱她仍要本於愛來教導那被愛者，而這樣的教導將不會是來自於自我中心的一味灌輸，而總是以成就被愛者為目的與指引。

但就算這麼說，我們或許總還要問那指引是什麼呢？、「究竟什麼是愛呢」？──事實上，一個真正願意去愛人的人，他╱她就總要把這個問題長長久久地放在心裡，不時地思考它。換言之，愛包含著愛真理，這就意味著愛不僅僅只是一種純粹感性的活動，而是一種理性而嚴謹的活動（柯志明，2007：7-8）。

並且這也意味著一個願意愛人的人將不會輕易地把自己所認為的愛當做真正的愛、又套用在別人身上；愛者總要百般思考、了解愛的真義與其所愛的對象（8）。這真是非常辛苦的過程，但也就是因為這樣，他╱她才能漸漸剝除自己的自我中心，分辨慈善裡的虛假與真實；他╱她也才能避免粗魯莽撞，而不斷地反省與改進。

愛就是這樣一種活生生的過程，而不是死板的教條，於是，我們或許就要因著愛的這種特質而對其抱持著樂觀與肯定，因為愛總要努力走向至善。而我也總是相信，唯有愛才能讓我們的慈善與之於弱勢者的對待，是真正地有價值的。

參考文獻

柯志明，2007，〈愛、存有與意義〉，未刊稿。

“Human rights”，2001，《Encyclopedia of Ethics》，London：Routledge，from http://www.credoreference.com/entry/routethics/human_rights。

“Human rights”，2009，《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from http://search.eb.com/eb/article-9106289。

前言：

三鶯部落是臺北都會區都市邊緣的原住民部落之一，位於橫跨大漢溪的三鶯大橋下，處於三峽鎮與鶯歌鎮交界處。居民多為阿美族人，通行阿美語、華語。原址曾有平房為漢人所居，1984年海山礦坑爆炸，許多族人輾轉遷徙至大漢溪河灘高地，自力造屋維生，遂形成一個都市邊緣的原住民部落。成年人口多以打零工、種菜維生，老邁的族人大部分原為海山礦坑的原住民勞動者。

由於部落位於大漢溪行水區內，臺北縣政府歷年來多次拆除房舍迫使族人遷移，但政府的迫遷政策無法解決族人的居住、營生問題，三鶯部落屢遭拆除，居民又多次原地重建（上述文字引用自「維基百科」，閱讀三鶯相關新聞，請點選這裡）。

最近三鶯部落又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但不是因為拆遷抗爭，而是總統讀了苦勞網特約記者江一豪撰寫有關三鶯部落被國家迫害的文章後，十分感動，原本從國務機要費中撥出20萬要捐給苦勞網，但苦勞與作者均拒絕該項捐贈，而後苦勞網詢問三鶯部落，是否願意接受這筆捐款，三鶯部落表示：他們不接受這項捐款，只盼馬總統說話算話，「真的把原住民當人看」。

這樣一個不斷在考驗中重建的部落，捱過了最近的一場迫遷，並在今年（2010年）1月30日舉辦了「抗爭尾牙」，感謝一路相挺重建家園的朋友們。本文為作者參與活動後的紀錄感想，與此刻面臨挑戰的莫拉克受災族人，分享三鶯的重建精神。

那孩子看上去不超過5歲，問他需不需要幫忙，他則表現得一副沒空理我的樣子，只專心拼命地想把他的腳踏車從瓦礫堆中立起來，然後再努力把車子給拖出這困 境。我看了看他的小腳踏車，生鏽的鏈子完全都掉了，和地上的石頭攪和在一起，車頭也根本就歪了，難怪這小子根本就拖不動這小車。我看著他一陣子，先是覺得 好笑，後來不知怎地覺得好感動，終究走開了。

那天下午在三鶯部落，我無法停止為這個看起來無比貧瘠卻又無比富有活力的部落感到開心；連這麼小的孩子都能在瓦礫堆上，為了一台小腳踏車所能帶給他的種種可能拼博，不斷跌倒又不斷站起來，這個部落，這群人，未來還懼怕什麼？

說來慚愧，其實這是我第二次到三鶯部落；上一次，正好是去年的尾牙（好窘，但我真的不是來吃東西，也不是樂團粉絲啊）。2009年1月17日，三鶯部落為了答謝在「保留家園」運動中，一路相挺的各界「朋友們」，於是舉辦了第一次的「抗爭尾牙」。說起來，其實我並不記得那天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只依稀記得，那晚在營火旁在歌聲中，瀰漫著一股「壓抑的歡欣」；即便明日晴雨尚不可知，但我們僅管在今夜放聲大笑喝酒跳舞取樂。

第一次三鶯抗爭尾牙時，群眾圍在營火旁取暖的場景，不知為何深深烙在我腦海中

今年則很不一樣。兩年都義務擔任三鶯尾牙PA工作的志寧，在空檔時與我在舞台旁閒聊時，談到兩年尾牙的比較。我說，比較之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比較喜歡去年人不多，但大家圍在營火旁烤火的感覺，大概就像是因為寒冷，所以人們得靠得更攏取暖的感覺。志寧則說，去年的氣氛比較像「歡樂中帶點壓抑」，今年則是純粹的歡樂，這也沒什麼不好，很開心啊！

我後來想想，的確是，純粹的開心有多麼難得。而且，這份純粹還是經過種種危難、險阻淬煉出來的，歷經了多少街頭抗爭還有與理盲官員的抗辯，才能走到今天。是啊！有什麼理由不開心呢？三鶯部落在近30年來，總共被拆了7次，卻總能每次在一片斷垣殘壁中，重建家園，踩出更穩健的腳步，有什麼比這更鼓舞人心，更值得開心的呢？

於是，那晚最後，我終於牽起身旁朋友的手，和三鶯的族人一同跳起了舞。這群流離水泥叢林的阿美族人，總能在瓦礫堆中重新站起來，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和他們一起在瓦礫堆上跳舞呢？

「抗爭到底」這4個字，似乎是東菱電子關廠工人送給三鶯部落的話，後來又藉由三鶯的手，傳給了崁津與薩烏瓦知部落。站在布條前的女子，懷抱著的是在秋鬥當天出生，被三鶯部落族人稱為「秋鬥寶寶」的三鶯第三代子孫。平地漢人的弱勢抗爭，因緣際會地與原住民的弱勢抗爭結合在一起，足見無良政府對弱勢的壓迫無所不在；今日你不為「他者」發聲，只怕明日你也會跌出既得利益者的小圈圈。

在斷垣殘壁中重建的三鶯部落，幾乎全部都是就地取材，或是去撿拾別人不要的木板、門版來自力重建。你說它破爛不堪嗎？我說它的確破爛，但卻又堅韌無比。

牆上的塗鴉，既精準又諷刺無比地點出當前土地商品化的現象，公權力的鴨霸，以及在土地上生存的「主人」，心中的無奈。

三鶯的孩子啊，即便未來仍是逆境，但希望你仍能保持這股莫名的拼勁啊！

回家翻了去年的舊照片，無意間發現這小女孩一年之間沒多大改變。（上圖攝於三鶯2009年尾牙）

頭目牽起族人的手，跳起迎賓舞歡迎所有來參加尾牙的好朋友

雖然才國小三年級，但跳起舞來也是有模有樣喔！

下午的舞蹈表演時間非常地長，可見族人真的非常用心準備。據說因為去年的尾牙反應非常熱烈，所以今年族人足足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準備這次的尾牙，只為了讓所有到部落的朋友，都能感到開心。

族人非常用心地準備菜餚，真的是超～～豐盛的！

光看這陣仗，就知道當天尾牙到底有多熱鬧。估計當天進進出出的人潮，可能不下400人。

苦勞網特約記者，同時也是搬家工人江一豪，一路上陪伴三鶯部落抗爭，讓感動的族人，特地為身為漢人的他，取了個阿美族名字Gang Gang，意思是「耕作」與「勤勞」。馬英九說，他在看了《我的小革命》對一豪的報導後，深受感動，所以希望捐20萬元給苦勞網，希望可以盡一點心力；後來，苦勞網與三鶯部落都拒絕的這筆捐款。我除了很感動苦勞網與三鶯部落的決定之外，也很想對「把三鶯部落族人當人看」的馬英九說 – 不，你根本沒看懂那些文章！

去年有參加三鶯尾牙演出的吳志寧、拷秋勤、農村武裝青年和黑手那卡西，今年同樣也來共襄盛舉（可惜志寧同時要 PA又要演出實在太累，所以今年只有協助PA），還多了台東都蘭阿美族歌手，同時也是圖騰樂團主唱Suming還有薄荷葉樂團。

更棒的是，今年三鶯第一代的族人準備了行動劇、第二、第三代的族人也準備了舞蹈表演（超超超超超嗨的「一起山胞舞」），真的可以看出三鶯對這次尾牙的重視！

（因為照片實在太多了，放進來會超過超爛無名文章限制長度，所以請大家跳轉相簿或Flickr觀賞）

除了勁歌熱舞之外，摸彩與拍賣也是三鶯尾牙的重頭戲。今年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楊儒門捐出兩包他在觀音山所種的有機米，包裝罐上頭還寫著「土地不是商品，三鶯抗爭紀念」，不但很符合三鶯抗爭的主題，更凸顯人與土地的關係，並不只是居住與建設、開發，更應該是永續的「共存」與「生活」關係。

最後，我想以Panai（潘阿金）的故事為這篇文章作結。

自從三鶯部落在該地落腳開始，Panai就住在這邊了。將近30年的歲月中，三鶯部落遭逢了7次政府拆遷，但房子總是毀了又建。我沒有辦法想像Panai到底具備了怎樣的韌性與勇氣，才能在這種環境中不斷站起來，並繁衍第二代、第三代三鶯人。

我經常聽山上部落的朋友說，原住民只要住在山裡，有土地就能生存，但三鶯族人在這樣的都市邊陲，住的土地不比山林肥沃（甚至是被鶯歌陶瓷業者視為垃圾場，非法傾倒垃圾的地點），雖然不用擔心土石流，但怪手與政客的迫害卻更加恐怖，但他們還是走了過來；一次又一次被摧毀，卻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建起家園。

我認為這樣的精神與勇氣，在台灣山林、部落受到莫拉克風災重創的此刻，非常值得所有災民學習。不要害怕命運中所有的不公義與考驗，而要害怕你從未去爭取你應得的。

願所有人都能像三鶯部落一樣，無論面對怎樣的險境，最後總是能在瓦礫堆上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