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5月19日，台灣環保團體頒獎給台塑企業一座「黑星球獎（Black Planet Award）」，這個獎座是德國的國際環境組織ethecon，從2006年開始，挑選國際上對環保有貢獻的團體＼個人，頒發「藍星球獎（blue Planet Award）」，同時也對惡名昭彰的污染企業＼個人，頒發黑星球獎。

2009年台塑以跨國污染，汞污泥輸出國外，獲得國際之恥的「黑星球獎」，這也是繼孟山都的基因改造、雀巢的人工奶推廣、以及Xe／黑水的非法軍事輸出，台塑在第四年就以污染事件，登上國際環保之恥。2010年，台塑爆發毒污事件後，環保團體將這座跨國獎項，帶回台灣頒發，讓人瞭解台塑在國際的聲名狼籍。

頒獎時刻，官員、企業當然不會前來，這種只有挨罵，沒有貼金的時刻，個個躲到不見縱影，只剩媒體、環保團體自行活動。當斗大的恥字，襯托在反諷面具的背後，現場響起掌聲，但是讓人感傷的事，這仿如對於黑心台塑唯一的制裁，意義深遠卻力量微弱。

一個企業能夠黑心，有其三部曲，從政府、團體到人民，如果關關闖過，不黑才怪。

一直覺得，罵死台塑有何用？沒有一個企業不黑心，從沒有一個企業家是以慈善事業為目的，在資本主義邏輯裡，利潤來自剝削，勞力與土地的成本剝削，誰越敢剝削，誰就日益壯大，舉世不變的道理。

所以罵台塑黑，就像罵一個賊為何要偷，慣習如此，罵他何用？反而該檢討的是，抓賊的警察跑到那裡去？

放水政府

在資本時代，民主政府的設計，就是透過集體力量，選舉出管理者，謀求人民的福祉。無論從工資保障到環境保護，都彰顯一種維護人民基本生存的權利，更怕選出的政府怠惰，於是將國家對於人民應該信守的契約，形諸於種種保護法律之內，勞動法規、環保法令都是限制企業過惡的基本底線。

其實在理想型態中，對於人民生活安全的維護，根本無需環保團體出面，政府依法行政，管理要求財團，就該有足夠的公權力介入，環保團體可以致力更好環境品質的追求。但是這個理想，畢竟是舉世失落了！所有經人民選出的政府，基礎奠定於民意，卻是向財團傾斜，甚至成為財團的護航者。

台塑的毒污事件，讓人看清最醜陋的一面。

台塑有污染，從街頭巷議到罪證確鑿，廠區內外的地下水體，都已證實高度污染，驚爆整個社會。但是更讓人驚爆的事，卻是政府在事後的處理態度，從重罰到停工，人人期待一個法律公義，能夠在此展現，最後卻是雷聲大雨點小，以無法證明廠區內外污染關聯性為由，決議停工不必，函送法辦也無疾而終，甚至到最後連罰款也搖擺不定。

太荒謬的邏輯，廠區內外相同的污染物質，附近又無其它明顯污染源，居然無法證明兩者相關，難道廠外污染是自己長出來，或是天上掉下來，這種專業結論無異是靈異事件，活生生在台塑廠區外圍出現，讓台塑逃脫擴散廠外造成危害的公共危險罪嫌，甚至斷絕居民訴訟求償之路。

對於環保事件，從中科到國光石化再到台塑，每件個案相同邏輯，顯示環保爭議越來越不是法令的問題，而是詮釋法令與引用法令的問題，說穿了就是官員心態。

在台塑毒污事件的專家小組會議結論出爐前，環保署長沈世宏在3月31日立院的答詢中，就讓人理解為何台塑能夠逃脫責難。

「對於停工的手段，過去還沒有用過這樣處罰性的手段，但是不是不可以，因此我們現在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根據環保法規，如果屬於情節重大，就可以裁罰直接停工。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所以我們現在重新提醒，未來類似的案例如果再次隱匿不報，就會被視為情節重大，我們會直接令其停工，到時候就不要說我們是不教而殺。從懲罰性的角度，我們會提示將來如果再有類似的行為會被視為情節重大，而被命令直接停工。

第二，就整治上的必要來看，如果根據我們現在所有手上的證據、洩漏的合理性，以及業者目前已經採取的措施，從外觀上看來似乎已經採取了有效的阻絕手段，也就是目前沒有證據支持必須停工進行整治，但是我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因此還需要靠後面的整治計畫或應變計畫做更多的鑽井，從這些鑽井去研判是否還有持續洩漏及擴大的情形。如果有這種情況，需要停工以找出洩漏源，我們也不排除要求它停工來找到持續擴大的源頭，以遏止污染的擴散。」

「再次隱匿」、「有效整治」成為停工的考慮條件，換成白話就是對於現有污染「不必停工、再給機會」，甚至連不法利益的罰款，起算時間也是依「行政罰法」頒定的2005年算起，長期污染，只追討五年不法利益，一切依法行政。

更重要是，污染證實存在，應該針對附近居民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檢驗居民的身體健康狀況，進一步作為醫療與賠償訴訟的依據，應該都是政府必須擔負的責任，但是到現今仿如無關緊要，誰也不清楚長期伴隨污染而居的居民，倒底有著什麼生命風險？

這種依法行政，唯一顯而易見的事，就是向財團嚴重傾斜，法律的引用、詮釋，都是謀求企業之利，無顧人民、環境的苦痛，從中科到國光石化再到台塑，環保署充分擔當掃除投資環境巨石的馬前足角色，每一件案子，對財團企業侷恭和善，對環保團體充滿敵意，都讓人分不清擔任環境監督的環保署，為何從監督角色，變成護航的推手。

環境污染，像是政府的良心試劑，企業黑心，政府功不可沒。

沈默人民

企業黑心，政府放水，其實最該氣憤的是身處毒污之中的居民。但是，台塑仁武廠毒污事件爆發至今，除了媒體密集報導期間內，引發全國關注，大家都在看中央環保署、地方環保局，敢不敢對台塑開鍘，一場環境正義的大戲，隨著拖字訣的危機公關策略，在廠區內再度複檢，廠區外抽樣調查，再等專家小組長時開會討論延宕公布日程之後，民眾等到乏味，媒體又有新的議題，於是台塑污染有如昨日黃花，從社會的關注淡出。

更麻煩是，直接受害的鄰里居民，在幾場零星集體抗議後，隨著那選舉狂喊為民喉舌的民代，面對政治獻金充沛的台塑大企業，一個個吞舌噤聲之後，地方的村里自救會，突然不知該如何發聲，或是有誰會帶他們上街頭。

地方開始沈默，沒什麼名人願意為這片痛土下跪，關係緊密的地方媒體，也無法像北部蜂群記者，嗅到血腥就是一陣兇狠叮咬，於是一切變淡，淡到讓人遺忘南方那片土地下，異樣的毒物仍在土壤裡流動，仿如一切如常，生活照過。

執法的政府只敢打蒼蠅，要政府打老虎，其實別無他途，只有像後勁反五輕一般，立下決心埋鍋造飯，就是用人民的意志，逼得號稱鐵頭強勢的郝院長，1990年帶上千名軍警，夜宿五輕強勢開工後，也不得不低頭，承諾25年後（2015年）遷廠。

只有更多人民的憤怒，才會讓和財團進餐、開會、參訪的政府，記得他們是人民一票票選出來，為的是保障基本人權、追求環境正義，而不是選出來參加財團的剝削派對。

台塑仁武廠污染，只是現今一堆環境爭議中的一件案例，只不過很不幸，在所有開發案都是推估有污染風險外，台塑仁武廠根本是被澈底活逮，所有嚇死人的污染數據，讓一個污染企業無可辯駁。當企業、政府開始耍弄時光拖延戰術，在法令上大玩你濃我濃的原諒遊戲，財團政府可以狼獾厚顏，人民怎能不生氣！

沈默，不會等到財團政府有何歉意回饋，只會等到子子孫孫在污染的土地上，永世沈淪，無法理解在那個關鍵時刻，先祖們為何沒有站出來。

無力團體
環保團體真的很不重要！如果政府有心、人民有力，監督環境之事，不必環保團體費力，反而更該扮演宣教者角色，要民眾要愛護地球，不要亂丟垃圾，甚至少用塑膠袋，或者抱抱小孩，辦辦環境比賽，微笑的上媒體露臉。但是很不幸，這等優雅工作，環保署陪同高官搶著做，卻把對抗污染開發的苦差事，丟給環保團體。

環保團體從不優雅！在高雄34度的烈日下，採集夠臭的河水，拉起不明的井水，沒有薪水，一切義務，甚至還得四處募款，自掏腰包，租個涼爽空間，弄些可抄的資料，給那些愛來不來的記者。問題是十年苦苦追查，拼個一分半新聞，卻在三姐的初夜加上四哥的KUSOYouTube，拉跑了焦點目光，於是嚇死人的數據，只能躺在白紙上，變成離奇死亡的訃文。

幾年來，林啟燦教授團隊和地球公民協會，追查大高雄地區的污染，從調查、分析、發佈、抗爭，辛辛苦苦的一手包辦。做一個環保團體該這麼累嗎？在國外應該給的公開數據，沒人敢藏，環保團體取得數據，進行監督，至多到法院拼上耗時多年的賠償訴訟，爭個毒死全村或財團快樂。

但是在台灣，一切枉然，財團暗藏污染資訊，政府還幫著掩飾，環保團體必須親自追查，等到紙包不住火，污染證實，然後環保團體又面對二階段的法律嘴皮戰，在怪異的損害控制與法律詮釋上，看著怪異的政府，幫著財團找下台階。

有時為這些環保人士抱屈，那一位不是關起門可以自己過好日子，但是每一位為了土地、為了環境，簡直是奉獻人生，為那些不會言謝的土地，為台灣永續環境，奮鬥不已。

其實，對抗財團容易，監督政府不難，只要受害的人民願意站出來，再傾斜的政府也要依法行政，求取環境與人民，不受毒害、安樂生活的最大利益，而不是財團發展的最大利益。財團黑心，政府護航，環保團體的所有作為，都是希望民眾能夠理解，土地之害受害最深不只是生物，還有依賴土地而生的人們。

如果一切辛苦追查，到了最後關鍵時刻，人民還不能挺身而出，告訴政府人民的憤怒，少數的環保團體可以苦無成果，但是最直接受害的還是沈默的人民，因為他們在土地之上，緊密相連。

黑星獎頒獎時刻，戴上面具的擬仿脫口秀，像是拉伯雷筆下的反諷嘉年華，當人民無力對抗，只能以扮裝消遣，這種嘉年華是華麗的悲傷，提供嘲諷，卻不具力量。

環保團體真的是用盡力量了！每位讓人尊敬心憐。如果民眾無法站出來，一起行動，就寄望環保團體的孤單對抗。那麼，到最後吞下環境毒水的人，還是生活土地上的沈默人民！

黑心獎頒獎了！下一次該以巨吼，頒給財團、政府，污染滾蛋的憤怒。

（本文轉載自作者部落格）

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馬太福音〉6：28-29）

■Photo by kitkaphotogirl on Flickr.com（CC：by）

作家論述的侷限

倘若不是媒體大肆報導，否則，我將很難辨識出五月五日登載於聯合報的所謂投書是出自知名作家之手。又倘若不是把新聞片段一塊一塊地慢慢拼湊起來，否則，我將難以理解這麼一篇藉由批評與挖苦之前政權以向現任總統輸誠，寫來寫去仍主要是抱持著人類中心主義的文章，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為大自然發聲──

唉，我們姑且不論知名作家的下跪在民主時代算不算是「寵壞」總統或財閥的錯亂作為（我猜想她應該從未如此寵愛過前任總統），也姑且不論知名作家以「報告總統」為題有沒有讓人彷彿回到解嚴之前的錯覺，關於這些，就任由她去吧！而當我們試著要回到文章內容時，可能還更感挫折，因為這文章的概念或許比202兵工廠的自然生態更具多樣性！

唉，我們該如何理解「『生技園區』憑常識就知道，和『生態園區』是『犯沖』的」這種判斷呢？──我們姑且不問那自稱為基督徒的作家、其所說的「犯沖」是什麼意思，但我們應當可以質疑這句子背後是什麼意思。

這是指生物科技的相關開發建設永遠不可能與自然生態相結合嗎？還是指開發永遠不可能與自然生態相結合？倘若如此，那開發密度如此之高的大台北地區就真是──容我借用作家的表達方式──「夭壽」嘍！這從原始森林、溼地的屍體上建立起來的城市怎麼還配享受這樣的後花園呢？

並倘若如此，我們又要如何看待「只要有人類存在的一天，這地球上就總存在著開發」的悲哀？或許有些人想要試著回答：「不不不，其實人類是可以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但這要怎麼說呢？那些被認為是和諧地與自然相處的人類，還不是破壞了那原本原始的自然以掙出一處容身的空間嗎？他們還不總是要毀滅──或說是犧牲──一些自然物來維持自己的生計嗎？

講到這裡或許已經偏離了作者的敘述脈絡了，因為作者雖然對生計園區與實驗室充滿恐懼，但她並不反對人類對自然的利用──事實上這正是其欲保留202兵工廠之自然生態的最強烈理由！我們必須保護那能為我們「保一命」的、「負責為我們製造優質空氣」的綠地！

若按照這樣的想法，那麼，一座認真地追求人類的健康及長壽等福祉的生技園區──如果我們能夠試著擱下對政府的不信任來做這種想像（雖然現實上這實在太難令人想像）──對於抱持著人類中心主義的作家來說，為什麼就背負著原罪呢？兩者不都是在追求人類的利益嗎？抗癌新藥的發明難道不也能為我們「保一命」嗎？為什麼慢跑時的一口好空氣就會比那些長期與病魔對抗的人要來得更重要呢？

對此，我們或許可以說許多疾病即是來自於污濁的空氣，那麼，難道我們只是避免那些還未得病的健康人們可能遭遇的損失，就不顧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犧牲對於「貪婪地呼吸著鮮潔的空氣」的小小欲望，換取那些正在受苦之人的幸福人生嗎？

想要在更進一步的問題上求助作家恐怕是徒然的，因為作家自己也面臨著矛盾，她一邊超然地稱「殊不知維持沼澤地的生態，重點只在維持地球『該有的面目』，至於『人類』『能不能來玩』，全然不是問題」，卻又旋而以人類中心主義的口吻稱「環境變優良了，人類自自然然可受惠，……留一些餘裕給子孫才是真的功德」、「希望不久以後，市民走出捷運昆陽站轉個彎，就能高高興興到『肺葉公園』去散步」、「天意會讓土地留為生民所用」……。

環境運動不能僅僅是「後果論的」

於是，那些真正愛護自然生態的人當要警覺到，想要在環保的議題上與抱持著如此想法的作家、或和作家抱持類似想法的人站在一起以發揮力量，就得承擔「不過是將自然視為促進人類利益的工具」的人類中心主義思維所可能引發的危機。

對後者來說，倘若哪天發明了某種能夠快速且高效率吸碳的新品種樹木，他們將會寧願砍伐原始森林來種植這些樹木，因為樹木很可能對他們來說最最重要的價值就只是保存他們的性命──避免全球暖化危機──而已。

甚至，我們已經約略可以看到，許多人聽到種樹救地球（其實是救人類）都會給予相當正面的回應，但那保護台灣原始森林的環保事業卻乏人問津。

與此類似的是，許多人其實更期待的是來自新興科技的拯救，他們盼望太陽能、生質燃料等技術能夠早日解決暖化造成的、對人類生存及永續發展的威脅，但對於虐待動物、野生動物保護等等未必與此直接相關的議題的關心，就總要因人而異。

甚至，某些人之所以愛鳥是因為鳥類可以「用來」欣賞（或當成可以相機進行蒐集的戰功），但這樣的珍惜就很難及於他們不喜愛欣賞（不想蒐集的）的植物──除非哪天發展出對它的興趣來。同樣地，某些人之所以愛山是因為山可以「用來」爬（或用來蒐集），但這樣的珍惜就難以及於那些爬不進去的溼地（噢，若高美濕地真的禁止遊客踐踏，那人們對於這一大片泥灘地的喜愛必定大大減少）。

總之，他們的利益總是要高過自然，他們不可能為自然做出犧牲，更極端地說，自然若沒有人類對其的需求或喜好，則自然就不會有什麼價值。換言之，要不是自然生態關連著他們的利益，他們其實根本對環保沒啥興趣。對此，倘若有人要說：「不不不，其實我們不是……」，那麼就請試著告訴我，保護自然還有什麼不是基於人類利益的理由。

然而，台灣的環保運動似乎──儘管不盡然如此──存在著一種後果論的思維，即只要能夠達到最好的結果，則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手段、拉攏什麼樣的人來站台，這些都不要緊，因為最重要的是目標的達成。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些寵壞了──在破壞台灣自然生態的帳本上必須重重地扛責的──執政黨的知名人士竟然出來要大家重視環保，我們也會看到那些總是在經濟利益──而非環境保護──上爭先的企業家突然搖身一變成了環保大使。並且我們還可能會暗自想像「如果那個某某老闆拿出個幾億把某處荒野買下來就好了」，而或許不會因為那老闆只是明明地想要漂綠而堅持「我不屑用你的錢」。

這不是說達成目標是不重要的，但是我們如何能仿效台灣常見的、讓所謂「六根不淨」的人都成為宗教典禮的座上嘉賓呢？我們如何能讓分明為惡也不願悔改的人來為這嚴肅的運動扛轎呢？這種雜牌軍還能走得多遠呢？我們真的能夠達成我們所想要的結果嗎？你確定？──

對於這種「這個廟不靈驗就換下一間、或多拜幾間」的態度的最好回應，或許就是我們的歷史，歷史在這裡成為了一種審判與註解。台灣環境運動發展三十多載，或許可說是已屆「而立之年」，但我們究竟是進步了還是在原地打轉？我們雖然成立了環保署、也有了環評制度，但各種開發是否真的因此得到了良好的把關？

我們真是更重視人們的環境權了，還是只是遺忘了那些受害者？我們雖然增加許多相關立法，但人們在道德上是否有所進展？我們雖然將永續發展、節能減碳等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但這塊土地上牛步推展的政策、不斷通過的開發案，是否只是反應著我們的心口不一或精神錯亂？

結語

啊，那些因為知名人士驚天一跪而倍受感動的、真正愛護自然生態的人們可能要稍微想一想，環境運動欠缺的其實不是明星光環的「加持」，而是人們之於自然的倫理態度的改變；人類中心主義不可能將我們帶往更美好的世界，它經過這世界不斷地思考討論，早已得出倘若我們要更進一步地、更整全地保護自然，就必須得跳脫人類中心主義的結論。

而環境運動欠缺的也不是嘉年華會或爆料大會，而是穩健漸進的思想革命。否則，信不信，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很快地就又會被屍體與裸體重新吸引住目光，一如往常。

最後，倘若能夠回應知名作家的信仰表白，我想要說的是，我們之所以要保護自然不是因為浪費它、上帝就不會再給我們了，不，我們不是因為我們能從其中得什麼，我們之所以疼惜自然僅僅是因為這是祂所造的、祂稱為好的，因為這是天父世界。

環保議題成了廉價福音？

2010 年的世界地球日堪稱是熱熱鬧鬧地過了，我們會看到在這幾年裡，它要走出那種環保運動的悲情與激昂，而試著擁抱向來無感的社會大眾。它企圖透過一種生活化的方式來向人們展現環保的親和，但卻很可能走進了迎合狹隘心靈的死胡同。

它形塑了一個讓大家都能夠扶轎、鑽轎腳、藉此展示╱催眠自己對於環保的關心的機會；它也要盡量地降低門檻以使得那些嫌麻煩的人也願意參與進來。它要廣泛分送一種「只要……就可以……」的環保恩典，來安慰與鼓勵那些整天只掛念著自己的人們──它不知道這其實正支持著政府從過去以來的「舉手之勞做環保」口號背後欲模糊焦點的陰謀；它不知道熱臉選擇降溫來將就冷屁股的結果是組織的壞死；它不知道迎合大眾的結果其實是更加地孤立自己。

又或許它知道！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顯出那些特別投入環保運動的成員的偉大高潔，唯有如此才能藉由唾棄這個世界上的人們而站在崇高無我的彼端，唯有如此才能夠好好地累積那些無形的功德──啊，殊不知貧窮與失敗常常也是人們很好的裝飾，它們不但可以幫助催眠自己是在過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享受（也只接受）一種與眾不同的價值觀；它們有時候還可以讓別人辨識出我是悲劇英雄，滿足了觀眾看戲的慾望與自己演戲的慾望，這就是另一種環保的「雙贏」策略。

當然，在這氛圍裡，有更多的人會選擇運作兩手策略；換言之，他們什麼都想要一點。他們可以一邊耽溺在資本主義的物慾生活裡，又一邊崇拜Che Guevara。他們可以滿腔熱情地談論席捲而來的生態危機與政府帶頭破壞環境的可惡，講述可歌可泣的環保英雄列傳與受壓迫民眾的苦痛，然後就僅此而已並繼續他們的尋常生活。

他們會有意識地挑選一些環保裝飾來增添自己的生活品味，但在一般人的時尚消費上也絕不落後。他們會搶背都蘭國小的書包但卻對自己城市以外的世界認識貧乏。他們會特別關注有關生態環境的相關資訊但往往只是用來權充聊天話題。他們對因著生態問題而受苦的人們──甚至包括自然──非常敏感，但卻在何謂正義的問題上敷衍地訴諸直覺。

他們會以參與許多自然體驗活動、涉獵許多自然生態書籍影片為傲，但卻對如何在人類社會中思考那被自己說得口沫橫飛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則不感興趣。他們一談到全球暖化所可能造成的人類危機，眼睛就亮了起來，但卻嫌棄──也可能是有意地抹黑──處理人類事務的政治是無聊汙穢而應當遠離的。

所以，他們當然會樂見這個時代的環保是以如此軟弱的姿態給呈現出來的。環保是那麼樣地廉價，好像輕輕一扭就真的會有很多快樂的動物跑出來一樣，好像一關閉電源北極熊就能得到喘息那樣，好像一撿起垃圾這個世界就得到更新那樣，好像只不過在網頁上點幾下人類命運就再度有了希望那樣，好像我掏出個五百一千這一切就成了那樣。

喔，環保議題從哀歌變成了某種福音──原來愛地球這麼容易！

■photo by wikimedia（CC：by-sa）

只要熱血一天的環保流行

問題是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個世界的危機總是呼喚著我們要付出更多而非更少，這裡頭總是存在著更巨大的無奈與悲情──一個真正關心環境問題的人最深刻的感觸常常不是他所面對的敵人的顢頇與殘酷，而是身邊的、這些所謂的「同胞」的冷漠與愚蠢。

於是他就知道這不只是抵擋幾個開發案、甚至是政權輪替的問題；他的敵人可能就是家人、朋友，以及其念茲在茲的人類中的大部分，這種反動的力量是如此地強大，以至於他真不知道要憑著什麼生出信心來。但是，這叫人怎麼說出口呢？這難道不怕會嚇跑了那些對環保似乎開始有一點點興趣的群眾嗎？我們豈能叫大家都來當殉道者呢？

對此，某些研究環境教育的學者就開始呼籲要對民眾進行「培力」、要他們從實踐小事中生出信心來。但這種心理學方法常常是不足的，除了現實世界存在著太多的變數之外，此類研究也往往忙著記錄過程與反應而無暇對行動的對錯做後設的倫理學反省──沒錯，這裡說的就包括了讓人哈欠連連的環境倫理反省。

我們怎能叫大家都來當捍衛環境公義的精兵呢？因為當我們要開始講道理時，這些新兵就先被瞌睡蟲與不耐煩蟲給攻陷了。然後就會開始有人表示意見：「你們可不可以不要講這麼多？能不能直接告訴我們該怎麼去做？我們想知道的是實際行動的方法，不是這些道理」。

《聖經》裡有段與此相應的敘述，一位看似熱心的少年官詢問耶穌自己還可以做什麼，耶穌這麼回答他：「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可10：21）──於是我們就對「今日的環保何以如此軟弱」有了一個解答，因為那位少年官「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可10：22）。

誰願意放下自己所有的，把公義當成自己的職業？誰願意壓抑自己的各種需要與慾望，把別人的煩惱當成自己的、把別人的痛苦攬在身上、像愛自己那樣去愛別人？……

這就是我們喜歡地球日作為一個節日的理由，因為它只有一天，這一天我掃掃地、撿撿垃圾、忍受短暫的不用電、參加個相關活動行禮如儀即可，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這就是我們喜歡環保朝向通俗化方向發展的理由，我們不用為它付上太多代價──以至於我在朋友面前也不會遭受那種看待「環保人士」（這通常是用負面的方式陳述的，意思是不正常、龜毛或不合群）的奇異眼光。

這就是我們喜歡環保只是一種流行的理由，因為流行必定會過去，並且人生或許可以熱血一次，但不必血流滿地。

如果，我們可以開始反省

所以啦，只可惜幾年前出盡鋒頭的Al Gore沒有長得像Che那樣帥到掉渣，否則大家應當會樂於蒐集他的相關產品。所以啦，當某些環保團體批評近來火紅的全球暖化紀錄片內容有誤時，他們就要發現大家其實沒有那麼在乎這回事──拜託！怎麼有事沒事要來澆熄我們圍著取暖的火堆！你們不知道重點根本不在於內容正確與否嗎？

這話是不錯的，難道你以為每個禮拜看一兩個小時的國外新聞片段剪輯就真的是在關心世界大事嗎？當我們的眼睛離開電視之後我們對於世界問題的關心感往往也就隨之消失，殊不知畫面裡飢餓的人仍繼續飢餓、受苦的人仍繼續受苦、被逼迫的人仍繼續被逼迫──他們的痛苦並沒有隨著節目結束而停止。

這裡頭當然也有種新奇感的成份，以致於觀眾常常得要換換口味。如果像是中部科學園區或離島工業區或蘇花高速公路這種歹戲拖棚的議題它當然就難以讓人堅持關注下去了，而莫拉克風災的後續問題亦然。對此，讓我們假設台灣的環保問題就僅僅關係著人類──雖然我總不願承認這令人慚愧至極的落伍事實，但許多人的理解大致是如此──那麼讓我們借用Bentham的語氣這麼說吧：問題就不在於「我們還有蚵仔煎吃嗎？」，也不在於「我們還有摩斯漢堡吃嗎？」，而是在於「我們在乎人嗎？」。

許多生態災難不斷地發生，而不變的是其中的人權遭到漠視與侵害的問題；我們可以今天聚焦這個、明天看看那個、下禮拜再關注另一個，但不變的是人權應當在台灣社會得到高度的重視。換個角度來說，當我們其實一點也不在乎人權時，我們還能對身邊這些不斷地冒出來的議題有什麼期待呢？

倘若我們要說「不！我們關心！」，那麼我們也常常是不一致的。因為我們就長期漠視那〈世界人權宣言〉裡所表達的無罪推定原則，以致於我們會任憑許多像陳水扁這樣的、未經三審定讞的被告被長期羈押、讓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權益蒙受損失。

在這些事情上，我們要麼不是已經假扮法官在心裡將他們定罪了，就是選擇畫清界線與冷漠，選擇忽視我們自以為關心的人權議題。這個案例當然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一個能夠長期受到媒體關注的個案都遭到如此對待了，我們如何期待其他被新聞媒體「用過及丟」的人權議題能夠得到多麼大的關注與改善？相思寮？「誰理你們！」。

所以，讓我們承認吧，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在乎人權，我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在乎自然生態和環保，我們其實更在乎我們自己。我們其實只是湊熱鬧地「漂綠」一下，只想當個廉價的環保人士，感染一下新時代的脈動而已。如果2010年的世界地球日可以幫助我們反省到這個事實、重新發現自己其實面目可憎、甚至進而認錯，那麼，我相信這就會是真正地屬於台灣的地球日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