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民主與地方知識-談災後重建

生命是什麼?生命就是民主相互對待的建立,當我們兩個把對方都當成主人時,這就是生命的一刻。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這是基礎。嘗試把這個民主的概念從人與人的層次,延伸到我們如何面對一個土地…

編按:

本篇演講記實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李丁讚教授,於2009.9.4於台南成功大學一場「生態民主與地方知識:談災後重建」演講,本文為作者阿蘭妹的現場即時筆記。

作者在本篇紀錄中暫時刪除了主持人與現場提問的部分,僅先就李丁讚教授的發言整理,並保留李教授演講的脈絡與說話語氣及詞彙,希望讓大家如臨其境。

【第一部份:災難社會】

我(以下『我』皆是指李丁讚教授本人)個人研究的主題是「民主」,邀請我來的單位是「地方學」,「災後重建」是當前重要的議題,我今天得要試著把這三個連在一起來談。我先從災後重建開始談起。

救災、安置、重建是災難發生後的三個階段,但目前八八水災的災後處置,好像把重建跟安置都放在一塊。如果用謝英俊的話,安置應該是「中繼屋」的概念,一年到八年都有可能,一定要有安置的計畫才有重建,沒有安置的話,馬上救災進入重建,那就只有硬體工程,一定要有安置才有心緒、有餘力去進行重建。

現在好像重建只是一個「永久屋」的概念。重建是一個整體性,絕對不只是有屋子的概念,它牽涉到生計、文化、生活。不只是安置,住下來之後生計的問題、社群鄰里關係、社會經濟文化、物質生態問題等,都必須整合起來好好規劃。要嘗試在重建階段整合所有的問題,一次解決。這與安置不一樣的,「重建」其實是一個面向未來的過程,而不只是重建過去。

所謂面向未來,就是說要思考到為了什麼而重建。八八水災是「災難社會」的一環。整個社會從「金融危機」到「八八」到「H1N1」,這十幾年來已經可以看到全世界都進入了災難社會,整個系統隨時都可能變成一個「大崩壞」。

八八是災難社會的案例,從政治經濟到生態,越來越頻繁的發生。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災難社會,我們的精力、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每個人每天都在面對危機、都在求生,每天都在危機處理問題,而不是在好好、有餘裕地、從容地規劃我們的未來。我們的時間資源都會被災難吸住,每個人都為在為了生存解決危機。

整個社會型態處在為了「生存」下去而過日子,而不再是為了「生活」。不再是由「我」這個人來當主體,而是為了生存,每天要面對困境在掙扎。這就是所謂「災難社會」的一種處境,生活變成一種生存、一種掙扎,危機出來後不得不一直處理、一直處理。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要怎麼思考?

「重建」的意義不是過去的重建,重建隱含著一種「透過重建的過程,讓人類的生存獲得解決」。我們唯有透過災難的解決,去面對社會的難題,透過這個難題的解決與重建,來面對人類的問題。

以金融危機為例。很多人從金融危機後的復工、消費力提升等指數,來評估整體經濟狀況,好像經濟復甦後,災難就過去了。但是,其實類似的災難還是會一直發生,因為我們沒有在這之中學到東西,我們對於生產體系的問題沒有解決;像是消費層面,如何去發展更生態的消費方式?如果沒有更細緻地去面對每一個環節與看到環節在實踐上的意義,而且不斷地實踐、調整、實踐,「學習」是不可能發生的。

面對金融危機的重建也是如此,不是在恢復過去的消費力與生產力就好了,這樣子的話,大結構還是在,大結構的災難也會一直出現,結果危機還是沒有辦法徹底被解除。經濟重建就是應該要包括日常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生產方式等所有環節的重新整理。

「重建」隱含的是對過去的整合,才有能力面向未來,讓危機不再發生、讓危機減少,那才是真正的重建。

從災難社會的角度來看生態浩劫、氣候暖化等所引起的天災,很明顯地重建要面對的不只是「永久屋」的建造而已,所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範疇,要我們透過每一次、每一次的重建,一次又一次的犯錯,錯到又變成危機時,人類才會開始論述;當論述出來之後,一次再一次地,人類才會學習。

人類會越來越辛苦,苦到不能再苦的時候,才會看到整體重建的契機。以臺灣來說,現在關於災難社會的論述還是沒有成形,人類只有真正透過災難的遭遇、存活,才會學習,我很悲觀地說,要變成一個政策,還要再幾次災難。而我們只能透過重建,一次一次地把問題解決,才有機會。

九二一災後重建的歷史經驗中,看可否得到學習。最近回顧了全景一系列的影片,我想要以達觀村的「共同廚房」來談,一個重建較理想的層面。

共同廚房真正發展出來是2003左右,最主要的精神是從「共同生產」到共同廚房。現在參加共同廚房的還是有現實的問題,目前仍有二十幾個家庭參加,運作的層面除了共同吃午餐外,他們有一些土地是共同的,有一些是別人認養的,共同耕作廚房裡面的菜。

部落的經濟以及產業、工藝、傳統的食材、香料、醃漬品、釀酒、或新發展出來的,都在這個共享、共做、共食過程中都慢慢發展出來。他們也利用共同廚房的營運,照顧部落的老人,送便當過去,去幫他們做居家服務,也利用課餘的時間去課輔部落的學童,發給他們獎學金,支持他們繼續升學。

這個背後是泰雅族文化背後「共享」文化。現在也開放三百多位的農地認養(市民農園),一個月六百元,住宿半價。

回過頭來看目前八八災後關於杉林鄉「永久屋」的安置。永久屋是一種原經濟社會文化網絡的喪失,不能夠再維持從山林粗放耕作與生活中創造的那一種社群,當土地不再是耕作意義的土地時,人會失去與土地的連結,社會關係意義也會失去。

在《三叉坑》裡我們看到,當原住民沒有自己的土地時,整個生計、整個生活方式都會改變;當自己與土地慢慢失掉關係時,就算一樣都是打零工,整個社會關係都已經變化了。把土地還給土地,這是沒有議價的空間,但山地裡面還是有土地可以用。

遷村也許是不該回到河床地、河階區,但是還有一些可以重建、可以建地、可以耕墾的,這個東西應該是重建裡面要找的。原住民的文化扎根於土地,離開土地就等於離開文化,只要離開土地,這個儀式、生產,文化社會方式一定就是會喪失掉。所以,重建要在一個「生態」的基礎上,面對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與社會組織整個融合起來。而我認為,這就是民主。

【第二部份:生態民主】

我所談的民主不是政治性民主,而是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民主。每個人可以被以主體對待,每個人的意見、想法、處境都能被傾聽、凝視。這是什麼意思呢?生態民主是我的一種嘗試:相互平等的對待、相互寬容,這就是軟民主,一種相互尊重溝通對話,跟主張監督對抗的硬民主是一體兩面。

大家都看到《生命》紀錄片中有五個故事,有些是個人的,有些是夫妻關係的,有些是得到變成憂懼症,有些則是獲得重生。兩個重生的故事就是在災難之後存活了下來,而且活的很好。《生命》告訴我們怎麼樣能活得下來,其中就包括了人與人親密關係的重建,也就是一種對話的重建,一種民主。

為什麼親密關係是一種民主?存活下來的,就是因為在災後有一種親密關係的建立,也就是相互傾聽、相互凝視,我的苦難有人聽,你個苦難也有人聽,一種相互的面對,互相安慰。這是軟民主的基本型態,我們都是主體,但是我們會相互傾聽、相互凝視,一種在日常生活中願意把對方當成一個主體,他的意見、他的聲音、他的處境都會被考慮、被聆聽。

民主關係不僅是政治力的問題,民主關係是一種活水泉源。讓這個人有力量!當你被民主對待的時候,你就會有力量。最powerful的力量就是傾聽。

你凝視他、你傾聽他,你開始對他有親密關係,就會產生生命的力量,也就是人類學說的mana,一種神秘的力量,雖然其實這一點都不神秘。當你跟人發生一種內在的連結時,整個生命就會出來。你被深深地同意,就會進入一種合一、identity的狀態,你馬上有力量。這是《生命》裡面兩對故事(好的)案例。

生命是什麼?生命就是民主相互對待的建立,當我們兩個把對方都當成主人時,這就是生命的一刻。

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這是基礎。但不只是人與人的相互對待,從「生態民主」來看,嘗試把這個民主的概念從人與人的層次,延伸到我們如何面對一個土地、一個社會文化與產業等,一個社區、一個地方,我們談重建真正面對的是這個問題,要把土地當成一個人,去看他、聽他的表情。

把人延伸到生態,生態不是狹義地指環境,生態這個概念包括社會生態、人文生態,隱含著文化的層面,所以,生態民主不僅指土地倫理,而還包括尊重當地的文化、人文,以對方為主體,從這個地方慢慢地跟它對話。

重建不是指傳統的恢復,而是包括所有的政策、改革、重建,都必須先建立在傳統、文化、土地之上,透過生態民主,傳統與重建再造才不會斷裂。

生態民主的概念,對抗的就是創造性毀滅。資本主義基本上是創造性毀滅。資本主義是不斷地生產,但生產不是反映人的需要,是反映科技發展,這已經跟人、社會、土地、生活脫離,這是毀滅性的。

目前我們談到災難社會,災難社會的發生,其實是延續著過去的「發展」,那種「發展」並非在生態民主、傳統文化上演化出來的,所以就是會發生問題。現代科技不是反映生活,而是造成生活的混亂,當科技脫離這個綜合的「生態」,它就會變成一種毀滅的力量,這就是災難社會的根源。

所以,在「生態民主」的概念之下,我們談「重建」,就必須在災難社會的脈絡下來看。

【第三部分:地方知識】

從這裡我嘗試帶入地方知識的概念。好的民主也不是民粹,好的民主是把對方看成主人,可是自己也是主人,在相互中安慰成長,一起前進。最近幾年來我都在看《易經》,我從《易經》中學到,一條好的河流是彎彎曲曲婉轉慢慢地流,與旁邊的土地親密對話的,河中的生態也會很豐富。一條太湍急的河流,兩岸是找不到什麼東西的,那不是好河流。

河流是一種力量,是一種陽的力量,任何力量是很婉轉地跟土地去孕育出對話,太急太湍的水,一定沒有辦法孕育。所有激烈的改革,要回到土地與人民,這是一個坤(承載,才能孕育)的概念。只有陽、只有改革,沒有真正回到土地、轉陰,去承載,這樣改革是無法持續的。

「坤」是一種母親、孕育,一個緩慢的過程。重建,一定要慢下來,一定要跟土地對話、跟人民對話,跟文化制度上的對話,慢慢地跟「陽」會合,才能回到土地、回到人民、回到生態。否則,就是斷裂,會變成一種創造性的毀滅。

我們講到地方知識,其實是民主構成中,面對土地、人民,在相互主體對話出來的知識,這個知識不是傳統,可是是從傳統出發的一種知識。

所有的傳統也都要開放要演化,一斷裂就是一種災難,災難社會就是來自於斷裂,地方知識就是在重新凝視對方的過程中那個「陰」的過程,任何往前的力量(「陽」)都一定要往後退、停下流,像河流一樣,不是一味往前衝,一定要停下來、慢下來蜿蜒、停留、滲透、轉圜,跟土地對話,在這中間產生「地方知識」。

地方知識在每個地方都不一樣。地方知識一定是從地方、土地、文化、經濟、產業裡面,從它出發,一起往前走,不能原地踏步,還是要往前走,一定要「陽」的力量。這個過程不只是重建,包括法律、任何改革、任何政策運用在任何地方,展現出來的一定都是獨特的。

只有生態民主,那個改革、重建,才是有力量的,而不是一條直衝大海的河流。生命的建立是靠親密關係的建立。人類如何跟傳統的制度文化產生親密關係,讓傳統重新獲得生命。當你開始聆聽它,傳統就會有mana,一種生命的力量。這也是我最近在談的emergence,浮現。

【第四部分:對話】

我個人覺得這些從九零年代開始轉向社區,這應該可以說是生態民主的開始。也就是轉陰,承載之後才能孕育,生命才能出來。我們不再只是在街頭示威,而是在社區開始生根。未來重建是否做得好,就看這個東西過去做得好不好。

重建牽涉到整個生活,我認為過去就是有十多年來的耕耘,對土地的生根,慢慢孕育出來的一種力量,這個東西還是要繼續前進。比較不一樣的是說,過去是在一種穩健邁進的狀態,但我認為面對災難社會,我們越來越沒有時間走穩健的路,很多時間與精力都被分割,當災難變成頻繁時,我們將被迫每天面對災難以及災難帶來的問題。

災難社會的誕生是一種艱困,苦難,但也是一種契機,災難中有人好好去引導重建的方向的話,與過去公民社會的方向沒有相反,反而災難社會讓我們有機會看到公民社會的成果。

運動者要如何融合原來的目標、穩健的方法,跟災難社會比較急迫的需要,在穩健的狀態下原本沒有辦法契合的資源,災難社會反而有機會去「看到」「聽到」,運用這個災難的時機,好好把資源使用,去看到災難的結構,背後斷裂的東西。論述要有效(被聽被看到),一定要有災難、危機的背景和基礎。捉住這個改革契機,讓大家看到。

穩健的社區運動是培養人的方式,進入災難社會時,這些都是關鍵的人力。目前的工作者一定要好好利用這個時候,讓老百姓,讓論述有效,這是關鍵的時刻。

關於災難的社會學、災難要開成一門課的話,要怎樣來實踐。社區工作者要知道如何利用災難,不是把頭鑽進去,要跳出來、說服政治、說服民眾。

我初步想到,包括災難社會學的定義概念都還沒好好去處理。過去風險社會是對一種未來可能性的壓迫威脅,災難就是進入每天日常的一種實務面對。這之中當然有地方知識,過去十年來有很多大的災難,這些東西如何建構成為新的學問,變成一種經驗,地方知識的具體實踐。每一次的救災都會產生新的知識出來,從地方到方法,

我歸納了今天現場的提問與分享者的經驗,歸納了以下六個想法:

第一,關於安置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定要趕緊說出來,沒有好好的安置,就不可能有好的重建。

這中間是很細膩、很複雜的問題,「中繼屋」的概念要先出來,讓重建成為可能。所以這個一定要推。重建是未來解決災難的關鍵,因為平常小規模的改變有限,我們必須透過重建,一步步來解決過去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重建不能用效率來看,重建好比交班費,交四次比交一次好,透過每一次集合、收集、統計,每個人都輪流在其中學習民主、學習作主人。教育不能用管理、效率的觀點來看,很不效率沒錯,紛爭、糾葛、衝突、溝通,都有很多學習的東西在,正是效率的觀點扼殺了民主。

要讓居民在討論過程中有不同的意見,練習去討論去辯論、去辯護、去接受被說服。要效率只是用一個管理者的角度,不要怕很多問題、很多對立、很多衝突,我們要有耐心,學習如何面對、如何對話,一次、兩次來帶,慢慢地學習,就是不能快。不要害怕不要擔心很多衝突,衝突正是學習,看到問題正是面對自己的機會。

第二,是關於災難經驗的傳承,與災難學教材要怎樣的編製等。

教材在哪裡,上課的地點在哪裡。如何讓災難變成社會共同的學習,這個東西是很深的問題,紀錄片在某個意義上就是這樣,每一種人類經驗都很有價值,只要我們好好記錄下來,沒有紀錄就會忘記,忘記是來自於沒有紀錄,記憶一定要有記憶。我們如何傳承經驗,尤其是寶貴的經驗,紀錄才能記憶。

記錄的方式很多,大家的教學,實際的經驗回饋到上課的過程中間,這些東西都是記錄的一部份,很多東西都是用這個方式記錄下來,這是記憶的基礎。所以,如何透過教學、紀錄片、小說、電影、戲劇等進入,讓老師親自到現場去蒐集材料,讓這些體驗支撐來整理一套屬於災難社會的適應學習教案。

第三,為什麼這個社會沒辦法傳承經驗?

是不是因為沒有紀錄?這牽涉到整個公共系統,災難社會下這些東西要怎麼重構?災難在國家社會中要怎樣納入教育系統?不只是社區大學、政府的大學裡面,這個社會才能整個面對災難。災難社會學裡面要重新改組的很多。不管怎樣,重建一定要發生,我講的重建是讓機制扭轉,以及不要讓重建是跟不上毀滅的速度,重建做得好的話,社會的再生才有辦法浮現。

第四點,關於地方存在經驗與地方知識的東西,在安置的過程中,地方對話的儀式要進來。

地方知識要真正浮現出來,是生態民主的過程,這不只是地方內部就可以弄出來的,要一種外在的、陽的東西來牽引,民主最怕變成民粹,並不是居民同意就好,甚至沒有討論的同意,怎樣的討論很重要,而不是簡單的同意,這是誕生地方知識的重點。

存有(being)要出來,兩方面要互為主題才會出現,要互為主體,在兩個人都在的情形下,才長出來的東西,存在是同時跨越兩個系統,這是辯證的問題,這是兩個人互為主題。單單只有一個老師或一個學生是沒辦法互為主體,唯有兩個人互為師生才有交換性、互換性,才會存在,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在彼此的基礎上長出新的東西,才是地方知識。我用你的話來談我的需要,你用我的話來談你的需要,這是很多「口」的場域。

第五點,生態民主與一般公民社會的民主有什麼不同。

目前公民社會最被挑戰的就是把每個人都當成一致的公民,裡面的異質性就不見了。生態民主將對所謂的自由,提供重新的思考。

第六點,國家沒有把災難當成一種角色,針對災難這個長遠的議題,探討它的文化性與教育性。

所以,我們必須在災難社會學底下,重新定義國家,就是要讓國家放入災難的救災系統裡面,把國家的角色、法令體系放進去。災難社會學要「重構」國家、教育的定義,讓國家與教育回到災難社會學的核心,沒辦法處理災難就沒辦法處理重建,沒辦法處理重建就會讓災難不斷發生。

政治本身不會處理這個問題,因為看不到成績,這是政治的侷限,這個不改的話,這個東西是沒辦法重構的,也不會真正重建。

(註:引用概念請註明來源)

(本文轉載自「農村是一所學校─旗美社大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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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過程需要許多的知識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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