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拍我，我的身分特殊。」他酷酷地、正色對著我說，年輕而黝黑的面容清朗卻嚴肅，搖著手迴避攝影機試探著的鏡頭。他是我田野中的好朋友，照他的說法應該是「交到壞朋友」，面對我百般無賴的要求，他總是摸著頭無可奈何地「不拒絕」，然後在緊要關頭現身助我一臂之力。
我是身在俗稱「環保團體」的海洋非營利組織工作者，而他則是東岸定置漁場的小老闆；我們兩人在生活角色中隱隱約約的矛盾與對立，正是所謂「環保人士」光環式、精英式敘事與第一線生產者以「維生」、「營利」為導向思考──兩者之間微妙的對話關係。
以致於當我向他提起，我想用(至少)一年的時間來記錄東海岸老漁民的口述歷史時，他對我投以一種不可置信又充滿興趣的眼神：「這裡已經沒有漁村啦，也很少人在抓魚了，你要怎麼紀錄啊？」
定置魚場網具
那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面，在我們狹小、雜亂的基金會辦公室，晚上七點多，一屋子的人還燈火通明、不分晝夜地在加班。而他從崇德過來，正要去花蓮市附近的一間廟「顧爐」，臨時起意繞到基金會辦公室來「了解」一下── 他來瞧瞧，所謂的「海洋保育組織」到底都是哪些人、在唱什麼高調。
年紀相仿的我們，很快就聊了起來。但從第一次的見面之中，觀察得到他的小心翼翼、老成世故，完全看不到七年級生的單純、熱情；而是試探式的發問、對話，有禮而保留，明顯與一般同年紀的年輕人不同，超齡得令人訝異。
即使如此，仍掩不住他對我們的好奇。
於是在一個寒流來襲的冬夜，他冷不防地突然造訪，捧著一個鐵製臉盆和一袋海鮮，敲著我們緊閉的落地玻璃門，向一室縮著脖子埋頭加班的我們打招呼：「天氣冷，大家喝個魚湯擋一擋吧。」一邊說便逕自走向我們那百年未曾開伙的廚房，乒乒砰砰大展身手了起來。
沒多久，一「盆」熱呼呼的鮮魚湯上桌，我們張羅著碗筷向這突來的溫暖靠近，他語帶神秘地說：「妳們吃吧，然後猜猜看這是什麼魚？」除了蔥、薑，與羅美菜之外，大盆裡佈滿了細長如雞脖和魚頭狀的肉塊，嚐起來十分清甜，肉質緊緻，但卻不像魚。
「是青蛙肉嗎？」，同事A問。他搖搖頭。
「海鰻？」同事B加入戰局，他又笑了笑。
「水針？」我自以為專業地猜，他一邊笑，一邊搖頭。
轉念一想，我們異口同聲地說，該不會是…「河豚喔？」
「答對了！哈哈」他樂了。「這應該不算魚啦，但是有時候我覺得牠比魚湯好喝，很多人不知道河豚肉很甜很好吃，就是處理起來比較麻煩。」
「河豚不是有毒嗎？」同事A用一種非常事後諸葛的「先知」語氣提起這個問題，即使如此仍然沒有嚇到在場的其他人，因為我們知道，他是對海鮮極有經驗的定置漁場主人，他的料理當然不會讓我們七孔流血。
「河豚的品種有二十多種，其中只有三種是沒有毒的，這是其中一種。」他慢條斯理地說。
在以前，海洋還是很豐盛的時代，討海人一下網捕到河豚，通常會將牠們丟回海裡，以避免膨脹起來的河豚佔掉網裡面漁獲的空間。對以前的漁民來說，河豚因為處理甚為費時，可食用的部位又不多，根本就不算是漁獲，相反地還會被嫌惡；然而現在因為海洋資源越來越枯竭，從事近海漁撈業的漁民幾乎抓不到魚了，有時收到的漁獲量根本連下網的成本都不夠。
沒得選擇的情況之下，漁民現在也願意把從前視如廢物的河豚捕抓上岸，花時間把他們膨脹的肚皮刺破、剝除、清理內臟、分類處理之後販賣，多少補貼一些船費。
不過，如果有鮮美的海魚吃的話，誰會想要啃瘦巴巴的河豚呢？
魚越來越少，海越來越「薄」，漁民無法再像以前一樣以討海維生，而在地的定置漁場大多雇用價格較低的外籍漁工，漁民們只能紛紛轉行，討海已經無法餵飽他們的肚子。
望著海，從小學六年級就開始在定置漁場做事的他有些沉默。
定置漁場是他的家、他的工作，也是他賴以維生的地方。他的成熟世故是在這裡磨練出來的，因為他面對的不是浪漫的海洋想像，更不是無憂無慮的海鮮童年，而是生存的戰場。
七星潭定置魚場漁工收網
出生在蘇澳的他，從小跟著家人一同到花蓮來開定置漁場，花蓮的海域對他而言不比蘇澳的豐厚；因為又是後來移民的關係，要在花蓮的漁場立定腳步，他們需要比在地人更加強悍。
漁場之間的競爭與互助關係，讓他早就磨練出一套待人處世的模式。同齡的同伴大多數早已外出他方另謀出路──如同台灣所有舊產業凋零的鄉間，青年人口外移的情況仍然相當頻繁──但他選擇待在這片海邊。
「為什麼不想出去看看呢？」我問他。
「出去？我要做什麼？」他手一攤，理所當然地說。
外面多采多姿的城市生活，對年輕的他來說不是心之嚮往的所在，反而會因此為了未知的生存方式感到怯步。
從小就在漁場學習、幫忙的他，還是習慣在海邊、與海洋為伍，熟練地辨識著各種海鮮，告訴我哪一種魚怎麼處理最好吃。
現在，他的生活裡最難掌控的大概就是我們這些「壞朋友」──年紀相仿、一群過著與他截然不同人生、以熱情支撐理想的NGO組織工作者，隨時為了「進田野」耍賴地一直探他的底限：「我要找誰問這個問題啊？」、「那裡有哪個老漁民可以交我們補網？」技巧性地要他「供」出幾個人選，好讓我們進行探訪；而保守謹慎的他總是抝不過我們的苦苦哀求，摸著頭大叫：「我真是說不過妳耶！」然後硬著頭皮拋出幾個「線索」，讓我自己去追。
如同警察跟線民之間的對話老是在我們之間上演，(當然，除了我不會動用武力『來硬的』之外)，而他老是興味盎然地避到一旁看我怎麼進行田野調查。
在漁民和「環保團體」之間，我們期待有更近、更緊密的關係，唯有貼近他們的生活、理解他們的需求，暫時停止呼喊，謙遜地聆聽──我們想要「保護」的才不會是被知識架空之後的口號。
從這裡開始，也許，就是一個太晚開始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