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書寫15】潮界線上的對話

置漁場是他的家、他的工作,也是賴以維生的地方。他的成熟世故是在這裡磨練出來的,因為面對的不是浪漫的海洋想像,而是生存戰場。

「不要拍我,我的身分特殊。」他酷酷地、正色對著我說,年輕而黝黑的面容清朗卻嚴肅,搖著手迴避攝影機試探著的鏡頭。他是我田野中的好朋友,照他的說法應該是「交到壞朋友」,面對我百般無賴的要求,他總是摸著頭無可奈何地「不拒絕」,然後在緊要關頭現身助我一臂之力。

我是身在俗稱「環保團體」的海洋非營利組織工作者,而他則是東岸定置漁場的小老闆;我們兩人在生活角色中隱隱約約的矛盾與對立,正是所謂「環保人士」光環式、精英式敘事與第一線生產者以「維生」、「營利」為導向思考──兩者之間微妙的對話關係。

以致於當我向他提起,我想用(至少)一年的時間來記錄東海岸老漁民的口述歷史時,他對我投以一種不可置信又充滿興趣的眼神:「這裡已經沒有漁村啦,也很少人在抓魚了,你要怎麼紀錄啊?」

15圖一 定置魚場網具
定置魚場網具

那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面,在我們狹小、雜亂的基金會辦公室,晚上七點多,一屋子的人還燈火通明、不分晝夜地在加班。而他從崇德過來,正要去花蓮市附近的一間廟「顧爐」,臨時起意繞到基金會辦公室來「了解」一下── 他來瞧瞧,所謂的「海洋保育組織」到底都是哪些人、在唱什麼高調。

年紀相仿的我們,很快就聊了起來。但從第一次的見面之中,觀察得到他的小心翼翼、老成世故,完全看不到七年級生的單純、熱情;而是試探式的發問、對話,有禮而保留,明顯與一般同年紀的年輕人不同,超齡得令人訝異。

即使如此,仍掩不住他對我們的好奇。

於是在一個寒流來襲的冬夜,他冷不防地突然造訪,捧著一個鐵製臉盆和一袋海鮮,敲著我們緊閉的落地玻璃門,向一室縮著脖子埋頭加班的我們打招呼:「天氣冷,大家喝個魚湯擋一擋吧。」一邊說便逕自走向我們那百年未曾開伙的廚房,乒乒砰砰大展身手了起來。

沒多久,一「盆」熱呼呼的鮮魚湯上桌,我們張羅著碗筷向這突來的溫暖靠近,他語帶神秘地說:「妳們吃吧,然後猜猜看這是什麼魚?」除了蔥、薑,與羅美菜之外,大盆裡佈滿了細長如雞脖和魚頭狀的肉塊,嚐起來十分清甜,肉質緊緻,但卻不像魚。

「是青蛙肉嗎?」,同事A問。他搖搖頭。

「海鰻?」同事B加入戰局,他又笑了笑。

「水針?」我自以為專業地猜,他一邊笑,一邊搖頭。

轉念一想,我們異口同聲地說,該不會是…「河豚喔?」

「答對了!哈哈」他樂了。「這應該不算魚啦,但是有時候我覺得牠比魚湯好喝,很多人不知道河豚肉很甜很好吃,就是處理起來比較麻煩。」

「河豚不是有毒嗎?」同事A用一種非常事後諸葛的「先知」語氣提起這個問題,即使如此仍然沒有嚇到在場的其他人,因為我們知道,他是對海鮮極有經驗的定置漁場主人,他的料理當然不會讓我們七孔流血。

「河豚的品種有二十多種,其中只有三種是沒有毒的,這是其中一種。」他慢條斯理地說。

在以前,海洋還是很豐盛的時代,討海人一下網捕到河豚,通常會將牠們丟回海裡,以避免膨脹起來的河豚佔掉網裡面漁獲的空間。對以前的漁民來說,河豚因為處理甚為費時,可食用的部位又不多,根本就不算是漁獲,相反地還會被嫌惡;然而現在因為海洋資源越來越枯竭,從事近海漁撈業的漁民幾乎抓不到魚了,有時收到的漁獲量根本連下網的成本都不夠。

沒得選擇的情況之下,漁民現在也願意把從前視如廢物的河豚捕抓上岸,花時間把他們膨脹的肚皮刺破、剝除、清理內臟、分類處理之後販賣,多少補貼一些船費。

不過,如果有鮮美的海魚吃的話,誰會想要啃瘦巴巴的河豚呢?

魚越來越少,海越來越「薄」,漁民無法再像以前一樣以討海維生,而在地的定置漁場大多雇用價格較低的外籍漁工,漁民們只能紛紛轉行,討海已經無法餵飽他們的肚子。

望著海,從小學六年級就開始在定置漁場做事的他有些沉默。

定置漁場是他的家、他的工作,也是他賴以維生的地方。他的成熟世故是在這裡磨練出來的,因為他面對的不是浪漫的海洋想像,更不是無憂無慮的海鮮童年,而是生存的戰場。

15圖二 七星潭定置魚場漁工收網
七星潭定置魚場漁工收網

出生在蘇澳的他,從小跟著家人一同到花蓮來開定置漁場,花蓮的海域對他而言不比蘇澳的豐厚;因為又是後來移民的關係,要在花蓮的漁場立定腳步,他們需要比在地人更加強悍。

漁場之間的競爭與互助關係,讓他早就磨練出一套待人處世的模式。同齡的同伴大多數早已外出他方另謀出路──如同台灣所有舊產業凋零的鄉間,青年人口外移的情況仍然相當頻繁──但他選擇待在這片海邊。

「為什麼不想出去看看呢?」我問他。

「出去?我要做什麼?」他手一攤,理所當然地說。

外面多采多姿的城市生活,對年輕的他來說不是心之嚮往的所在,反而會因此為了未知的生存方式感到怯步。

從小就在漁場學習、幫忙的他,還是習慣在海邊、與海洋為伍,熟練地辨識著各種海鮮,告訴我哪一種魚怎麼處理最好吃。

現在,他的生活裡最難掌控的大概就是我們這些「壞朋友」──年紀相仿、一群過著與他截然不同人生、以熱情支撐理想的NGO組織工作者,隨時為了「進田野」耍賴地一直探他的底限:「我要找誰問這個問題啊?」、「那裡有哪個老漁民可以交我們補網?」技巧性地要他「供」出幾個人選,好讓我們進行探訪;而保守謹慎的他總是抝不過我們的苦苦哀求,摸著頭大叫:「我真是說不過妳耶!」然後硬著頭皮拋出幾個「線索」,讓我自己去追。

如同警察跟線民之間的對話老是在我們之間上演,(當然,除了我不會動用武力『來硬的』之外),而他老是興味盎然地避到一旁看我怎麼進行田野調查。

在漁民和「環保團體」之間,我們期待有更近、更緊密的關係,唯有貼近他們的生活、理解他們的需求,暫時停止呼喊,謙遜地聆聽──我們想要「保護」的才不會是被知識架空之後的口號。

從這裡開始,也許,就是一個太晚開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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