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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 – 小地方新聞網

你漂綠了沒?–記2010年的世界地球日與廉價的環保運動

這就是我們喜歡地球日作為一個節日的理由,因為它只有一天,這一天我掃掃地、撿撿垃圾、忍受短暫的不用電、參加活動行禮如儀即可…

環保議題成了廉價福音?

2010 年的世界地球日堪稱是熱熱鬧鬧地過了,我們會看到在這幾年裡,它要走出那種環保運動的悲情與激昂,而試著擁抱向來無感的社會大眾。它企圖透過一種生活化的方式來向人們展現環保的親和,但卻很可能走進了迎合狹隘心靈的死胡同。

它形塑了一個讓大家都能夠扶轎、鑽轎腳、藉此展示╱催眠自己對於環保的關心的機會;它也要盡量地降低門檻以使得那些嫌麻煩的人也願意參與進來。它要廣泛分送一種「只要……就可以……」的環保恩典,來安慰與鼓勵那些整天只掛念著自己的人們──它不知道這其實正支持著政府從過去以來的「舉手之勞做環保」口號背後欲模糊焦點的陰謀;它不知道熱臉選擇降溫來將就冷屁股的結果是組織的壞死;它不知道迎合大眾的結果其實是更加地孤立自己。

又或許它知道!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顯出那些特別投入環保運動的成員的偉大高潔,唯有如此才能藉由唾棄這個世界上的人們而站在崇高無我的彼端,唯有如此才能夠好好地累積那些無形的功德──啊,殊不知貧窮與失敗常常也是人們很好的裝飾,它們不但可以幫助催眠自己是在過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享受(也只接受)一種與眾不同的價值觀;它們有時候還可以讓別人辨識出我是悲劇英雄,滿足了觀眾看戲的慾望與自己演戲的慾望,這就是另一種環保的「雙贏」策略。

當然,在這氛圍裡,有更多的人會選擇運作兩手策略;換言之,他們什麼都想要一點。他們可以一邊耽溺在資本主義的物慾生活裡,又一邊崇拜Che Guevara。他們可以滿腔熱情地談論席捲而來的生態危機與政府帶頭破壞環境的可惡,講述可歌可泣的環保英雄列傳與受壓迫民眾的苦痛,然後就僅此而已並繼續他們的尋常生活。

他們會有意識地挑選一些環保裝飾來增添自己的生活品味,但在一般人的時尚消費上也絕不落後。他們會搶背都蘭國小的書包但卻對自己城市以外的世界認識貧乏。他們會特別關注有關生態環境的相關資訊但往往只是用來權充聊天話題。他們對因著生態問題而受苦的人們──甚至包括自然──非常敏感,但卻在何謂正義的問題上敷衍地訴諸直覺。

他們會以參與許多自然體驗活動、涉獵許多自然生態書籍影片為傲,但卻對如何在人類社會中思考那被自己說得口沫橫飛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則不感興趣。他們一談到全球暖化所可能造成的人類危機,眼睛就亮了起來,但卻嫌棄──也可能是有意地抹黑──處理人類事務的政治是無聊汙穢而應當遠離的。

所以,他們當然會樂見這個時代的環保是以如此軟弱的姿態給呈現出來的。環保是那麼樣地廉價,好像輕輕一扭就真的會有很多快樂的動物跑出來一樣,好像一關閉電源北極熊就能得到喘息那樣,好像一撿起垃圾這個世界就得到更新那樣,好像只不過在網頁上點幾下人類命運就再度有了希望那樣,好像我掏出個五百一千這一切就成了那樣。

喔,環保議題從哀歌變成了某種福音──原來愛地球這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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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wikimedia(CC:by-sa)

只要熱血一天的環保流行

問題是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個世界的危機總是呼喚著我們要付出更多而非更少,這裡頭總是存在著更巨大的無奈與悲情──一個真正關心環境問題的人最深刻的感觸常常不是他所面對的敵人的顢頇與殘酷,而是身邊的、這些所謂的「同胞」的冷漠與愚蠢。

於是他就知道這不只是抵擋幾個開發案、甚至是政權輪替的問題;他的敵人可能就是家人、朋友,以及其念茲在茲的人類中的大部分,這種反動的力量是如此地強大,以至於他真不知道要憑著什麼生出信心來。但是,這叫人怎麼說出口呢?這難道不怕會嚇跑了那些對環保似乎開始有一點點興趣的群眾嗎?我們豈能叫大家都來當殉道者呢?

對此,某些研究環境教育的學者就開始呼籲要對民眾進行「培力」、要他們從實踐小事中生出信心來。但這種心理學方法常常是不足的,除了現實世界存在著太多的變數之外,此類研究也往往忙著記錄過程與反應而無暇對行動的對錯做後設的倫理學反省──沒錯,這裡說的就包括了讓人哈欠連連的環境倫理反省。

我們怎能叫大家都來當捍衛環境公義的精兵呢?因為當我們要開始講道理時,這些新兵就先被瞌睡蟲與不耐煩蟲給攻陷了。然後就會開始有人表示意見:「你們可不可以不要講這麼多?能不能直接告訴我們該怎麼去做?我們想知道的是實際行動的方法,不是這些道理」。

《聖經》裡有段與此相應的敘述,一位看似熱心的少年官詢問耶穌自己還可以做什麼,耶穌這麼回答他:「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可10:21)──於是我們就對「今日的環保何以如此軟弱」有了一個解答,因為那位少年官「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可10:22)。

誰願意放下自己所有的,把公義當成自己的職業?誰願意壓抑自己的各種需要與慾望,把別人的煩惱當成自己的、把別人的痛苦攬在身上、像愛自己那樣去愛別人?……

這就是我們喜歡地球日作為一個節日的理由,因為它只有一天,這一天我掃掃地、撿撿垃圾、忍受短暫的不用電、參加個相關活動行禮如儀即可,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這就是我們喜歡環保朝向通俗化方向發展的理由,我們不用為它付上太多代價──以至於我在朋友面前也不會遭受那種看待「環保人士」(這通常是用負面的方式陳述的,意思是不正常、龜毛或不合群)的奇異眼光。

這就是我們喜歡環保只是一種流行的理由,因為流行必定會過去,並且人生或許可以熱血一次,但不必血流滿地。

如果,我們可以開始反省

所以啦,只可惜幾年前出盡鋒頭的Al Gore沒有長得像Che那樣帥到掉渣,否則大家應當會樂於蒐集他的相關產品。所以啦,當某些環保團體批評近來火紅的全球暖化紀錄片內容有誤時,他們就要發現大家其實沒有那麼在乎這回事──拜託!怎麼有事沒事要來澆熄我們圍著取暖的火堆!你們不知道重點根本不在於內容正確與否嗎?

這話是不錯的,難道你以為每個禮拜看一兩個小時的國外新聞片段剪輯就真的是在關心世界大事嗎?當我們的眼睛離開電視之後我們對於世界問題的關心感往往也就隨之消失,殊不知畫面裡飢餓的人仍繼續飢餓、受苦的人仍繼續受苦、被逼迫的人仍繼續被逼迫──他們的痛苦並沒有隨著節目結束而停止。

這裡頭當然也有種新奇感的成份,以致於觀眾常常得要換換口味。如果像是中部科學園區或離島工業區或蘇花高速公路這種歹戲拖棚的議題它當然就難以讓人堅持關注下去了,而莫拉克風災的後續問題亦然。對此,讓我們假設台灣的環保問題就僅僅關係著人類──雖然我總不願承認這令人慚愧至極的落伍事實,但許多人的理解大致是如此──那麼讓我們借用Bentham的語氣這麼說吧:問題就不在於「我們還有蚵仔煎吃嗎?」,也不在於「我們還有摩斯漢堡吃嗎?」,而是在於「我們在乎人嗎?」。

許多生態災難不斷地發生,而不變的是其中的人權遭到漠視與侵害的問題;我們可以今天聚焦這個、明天看看那個、下禮拜再關注另一個,但不變的是人權應當在台灣社會得到高度的重視。換個角度來說,當我們其實一點也不在乎人權時,我們還能對身邊這些不斷地冒出來的議題有什麼期待呢?

倘若我們要說「不!我們關心!」,那麼我們也常常是不一致的。因為我們就長期漠視那〈世界人權宣言〉裡所表達的無罪推定原則,以致於我們會任憑許多像陳水扁這樣的、未經三審定讞的被告被長期羈押、讓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權益蒙受損失。

在這些事情上,我們要麼不是已經假扮法官在心裡將他們定罪了,就是選擇畫清界線與冷漠,選擇忽視我們自以為關心的人權議題。這個案例當然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一個能夠長期受到媒體關注的個案都遭到如此對待了,我們如何期待其他被新聞媒體「用過及丟」的人權議題能夠得到多麼大的關注與改善?相思寮?「誰理你們!」。

所以,讓我們承認吧,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在乎人權,我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在乎自然生態和環保,我們其實更在乎我們自己。我們其實只是湊熱鬧地「漂綠」一下,只想當個廉價的環保人士,感染一下新時代的脈動而已。如果2010年的世界地球日可以幫助我們反省到這個事實、重新發現自己其實面目可憎、甚至進而認錯,那麼,我相信這就會是真正地屬於台灣的地球日的開始。

如何小看《阿凡達》一個生態思想角度的反省

對西方世界來說,反壓迫是他們真真實實的歷史,而最終成為了娛樂事業的內容;而對台灣來說,那反壓迫內容是我們自身歷史裡所闕漏的…

電影:文化的產物

在 2009年台灣設計博覽會的國際設計館裡,或許就因著其展示的簡陋而瀰漫著一股驕傲的氣氛,並且這氣氛就以英國展區為最──我們能想像台灣在國際設計展覽裡就只擺出兩台電視來播放影片嗎?倘若如此,我們或許還可能歸因於台灣官方在國際舞台上向來難以伸展的緣故。然而英國這個強國並沒有這樣的問題,但它卻也就僅僅提供了兩台電視與一部影片,作為其主要的、靜態展覽的內容。而也就是這部播送著五十年來英國的各種頂尖廣告、建築、服裝、設計、流行藝術、電視電影等作品的《Love & Money ─ 50 years of creative Britain》短片,充分地讓人嗅到國際館裡的那種驕傲氛圍。

我們或許要不滿意這樣的呈現,但我們卻也無法無視於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的國力──因為無獨有偶地,同時間在台灣巡迴展出並吸引大批人潮的,正是紀念英國博物學家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200歲誕辰與《物種原始》出版150年的特展。或許我們要對這些展覽抱持著正面的態度,認為這將有助於開拓我們的視野;但我們或許也會在這種「文化力量」的展示下湧現許多悲哀。

無疑的,台灣自過去以來的經濟成就讓我們有越來越多認識這個世界的機會,台灣逐漸消費得起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產品──甚至也有競逐其中的頂級產品的能力。對於許多世界級的藝術表演、各式各樣的名牌的享受,都已經難不倒台灣人,至於那呼應著消費性電子產品的3D潮流的電影與聲光體驗,就更不過只是小菜一碟。

最近吸引著許多觀眾欣賞的電影《阿凡達》(Avatar)則是另一個鮮明的例子,台灣觀眾在該片於英國上映後不久──甚至還早了美國一天──就能欣賞到這部以許多先進電腦動畫技術打造而成的3D立體電影,當然,我們於是也就能夠很快地對這部電影做出討論,甚至是很快地給出許多批評。

對,我們會批評《阿凡達》這種非得要一個男人愛上女人才能產生不惜以寡擊眾、奮力一搏的劇情實在老套;我們會批評這種商業電影在闔家觀賞的期待下、主角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安排實在俗氣;我們會批評這種因為一方滿腦子只存在利益與征服,於是壓迫了原本過著幸福快樂、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生活的人們,進而造成兩方的衝突和犧牲的環保題材,幾乎是不必演、我們也早就看過的。

對,我們看過,我們其實很容易在國外的片子裡找到這種環保題材,但事實上這些環保題材都是舶來品;事實上我們連這種用膝蓋都可以想出來的腳本、這種聽到耳朵快要長繭的環保教條都拍不出來(噢,光是《海角七號》偷渡了一個BOT字眼就讓某些人高興不已);

事實上這種在美國已經算是老掉牙的環境人權議題在台灣卻還只有小眾在苦苦耕耘、且未必為大眾所知(但我們卻批評它老套?);事實上同樣在美國算是陳腔濫調的這種科學主義與浪漫主義、與有機論、與泛靈論、與有神論之間的衝突,它們都不是台灣常見與常被討論的議題(但我們卻對這種題材感到厭煩?)。

環境倫理思想的發展在西方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某些激烈的環保行動即是從這些思想轉化而來,至於會出現在電影這種娛樂產業裡的,其實已屬這思想洪流的末端。但我不明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連這思想洪流的「上游」都還看不到在哪裡,我們卻已經跟著美國人在對這種環保議題大打呵欠了。

我們或許真要感嘆,是什麼樣的文化會願意斥鉅資──相對地也有願意欣賞的觀眾──把《明天過後》、《不願面對的真相》、《企鵝寶貝》、《搶救地球》(Home)等影片推上大銀幕?又是什麼樣的文化明明空空如也,卻又還能神氣地嚷著「太多」?(我們想在大銀幕上喊出搶救地球之前,還得先面對搶救國片的問題)

浪漫主義與科學主義

總的來看,電影《阿凡達》主要是借用了英美環境倫理思想裡的兩個傳統,而這兩個傳統對西方世界的觀眾來說其實都並不陌生。首先,Na’vi人與其所在的 Pandora星球即顯露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氛圍,他們重視人與自然物之間的情感上的交流,以致於兩者之間可以透過相互連結而獲致精神上的相通,而不僅僅只是我們所慣見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馴服與駕馭。

在這個意義上,納美人對自然的有情與地球人對自然的無情是區別開來的,後者是繼承了René Descartes(1596-1650)與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思維,他們要因著自然物缺乏「反思」能力的緣故而貶抑著自然──以致於自然就僅僅只是「東西」了。於是,馴服這自然而從中獲取資源、使自然對人類做出服務,這對人們來說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相反地,在Na’vi人所展示的那種浪漫主義──它其實類似於美國浪漫主義的相信──裡,它就不僅僅只是生態學意義上、萬物緊密地相互依存而已,它要──就如美國文學家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與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所敘述的──相信有一種在人的經驗之外的、宛如上帝那樣的力量──「超靈」(Oversoul)──存在於各種自然事物之中。

並且,透過人的直覺──而非理性或科學,人們就能夠從物理表象與事物的秩序中察覺到宇宙存有的趨勢傾向(Emerson,1983:7;Nash,1989:36),也能夠透過存在於自然世界裡的那種神祕力量而與其所相信的「上帝」相結合(Emerson,1983:10;Thoreau,2007:43)。於是在這樣的相信裡,人與自然物、神祇之間就具有了一種相通的可能。

倘若我們從電影內容來看,這種相信或許就要因著奇異的外星球與藍皮膚的外星人而變成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神話了。但事實上,這種理解自然的方式卻在真實的世界裡一度流行著,甚至直到今日我們還常常會聽到一種擬人的說法,它呼喚著我們要聆聽大自然的「話語」、期望我們去感受到在人類蹂躪施暴之下的大自然的「哀鳴與泣訴」;而我們自己有時候──特別是在我們接觸到自然時──也可能會「浪漫地」以為自己有一種超越性的、理解自然的能力或不可思議的親密關係。

而這正是電影裡╱真實世界裡的自然科學家與現世主義底下惟利益是圖的商人所不相信也不能理解的,那科學家頂多只能理解自然裡存在著一種相互連結的複雜關係,並提出其存在著值得進行研究的科學價值而已。誰能「證明」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這種超越性的連結呢?啊,那都是禁不起科學檢驗的!對他們來說,那都是一種蒙昧無知的、落後的相信──

所以,或許作為一種調侃,電影編劇即安排了科學家必須要在面對死亡時,才能相信這種超越性的力量,一如據傳Darwin在死亡之前也曾大聲呼叫上帝那樣(Zimmer,2005:350)。但跳脫電影內容,那種浪漫情懷仍舊是那在真實世界裡被高舉的科學所要嘲笑的對象,因為科學所要講求的是客觀明確,而不是個人與自然之間那神神祕祕的「個別關係」。

事實上,這樣的衝突也出現在台灣的自然保育歷史裡,蕭新煌在1980年代所分析的三類推動自然保育的群體裡,即點名了當時藝文界的呼籲多是訴諸於情感的、是充滿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的(1987:93-94)。然而,我們現在卻可能越來越難再看到像韓韓與馬以工所著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樣的書了。

在越來越多的環保訴求裡,它們都要提醒著破壞自然實際上可能帶來的各種利益損失、都要凸顯大型開發案背後的得失之間的不公平。就連在台灣海峽裡面臨著生存危機的中華白海豚,我們也只能著眼於它少得可憐的族群數量,以及警告物種滅絕最後可能會為人類自身帶來惡果。唉,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很難再用我們對於自然的豐富「感情」來說服人、也很難再用自然之於我們的深刻「意義」來說服人了,因為,那不過就只是一種個人經驗而已。

於是,Na’vi人的無奈就不僅只是Na’vi人的無奈而已,它也是許許多多和自然之間存在著情感與意義關係、但這關係卻面臨著外力破壞且不被他人承認的人們的無奈。在這個儼然已被理性之光給點亮的、被啟蒙的世界裡,我們要如何收納自己在自然裡所經歷的那一點點奧祕?我們要如何辨明那不是因為濫情而來的幻覺或自我膨脹?我們能在什麼樣的理解之下正視也珍視這奧祕?

對此,一部擺明了是架空世界的科幻電影將無法回答這意義深遠的問題,但一個普遍信仰科學的世界也將很難容得下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被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

電影所借用的另一個傳統,是西方世界源遠流長的被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它是那麼地久遠而影響深刻,以至於我們可以說「將那被壓迫的對象從壓迫當中解放出來」似乎就要和「正義」畫上等號了。美國能夠理直氣壯地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而不必有什麼同文同種等等拖泥帶水的阻礙──與之後爭取黑人與婦女權利的這些抗爭運動,它們其實就是活生生的反壓迫的歷史,它們都是努力地在糾正一種錯誤的思考與對待。

研究英美環境倫理學史的Roderick Nash認為,這些抗爭運動就好像漣漪一樣一層層地向外散開,而在這個波峰至下一個波峰之間,其實都考驗著我們對於「什麼樣的對象應該被納入道德考量」的認識──殖民地人、黑人、婦女、印第安人,他們都曾經在「許多人認為合理」的情況下得不到平等正義的對待,於是他們得靠著不斷的說服與抗爭──甚至是戰爭 ──才得以獲致公義。

而就在這樣的傳統底下,西方思想界似乎也就很順理成章地──如果我們真能這麼說的話──將這種反壓迫與解放的思維延伸到了自然世界裡頭。

對此,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就曾說:「曾經,認為有色人種也是真正的人、並且應該受到像人一樣的對待的想法被視為是愚蠢的,但那愚蠢如今已經成為被肯認的真理。而如今,認為根據合理的倫理而做出對所有生命形式都應有一定的尊重的嚴肅要求,同樣也被認為是一種言過其實。但那時刻正在來臨,屆時,人們將會對於人類這個種族竟然要過這麼久才認識到自己對於生命的輕率傷害並不符合真正的倫理而感到驚訝」(2001:96)。

事實上,在這一波波道德擴張中最具刺激性的,就是要將大自然納入我們的道德考量裡,以致於我們也應該要道德地對待大自然。這種想法固然在西方引起相當大的爭辯,但這些爭辯終究都化為珍貴的資產,它就是透過這種方式、為西方的環境倫理思想與保護自然的行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必須注意的是,解放那被壓迫的對象是因為那對象「自身」就有不應該被壓迫的理由,而不是因為這對象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以至於我們要解放他╱它。

於是,台灣許多號稱要保護自然環境的行動就不會等同於前者,因為這些行動往往是因著「自然對人類有利,所以我們應當保護它」的人類中心主義理由而發動的。但是在西方,這種因著相信生物「自身」擁有「權利」或「價值」而應當不受壓迫和破壞的抗爭行動卻是屢見不鮮的──有些甚至相當地激烈,他們會透過在樹木裡釘入釘子以破壞伐木用的鏈鋸,他們會對進行動物實驗的實驗室做出破壞並將動物放生,他們會對百貨公司縱火以使販賣的皮草失去經濟價值……。

於是,那美麗的自然家園被毀壞的Na’vi人要集結起來──他們甚至還聯合了同遭迫害的自然界的生物──對抗壓迫者的情節,就不過是套入這傳統模式所得出的結果了,這樣的思考幾乎就是那個文化裡最安全穩妥的答案。

對西方世界來說,反壓迫是他們真真實實的歷史,而最終成為了娛樂事業的內容;而對台灣來說,那西方娛樂事業裡的反壓迫內容雖是我們透過媒體所慣見的,卻也是我們自身歷史裡所闕漏的──我們從來就缺乏這樣的思想與行動,就算有,它也從來就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因為我們是那麼樣地習慣活在「擱置爭議,只顧自己」的氛圍裡。

所以我們會讓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恐有千人受害的桃園RCA污染事件延宕了十五年才終於要展開求償的訴訟程序;所以我們會在迎接新年的狂喜裡遺忘了一百多天前遭土石流埋沒的水災災民,毫不在乎他們的離開是出於天災,還是人禍;

所以我們會在對高科技產業的薪資與年終分紅的說不盡的羨慕裡,忽略在分配水資源與抗拒污染行動中失落的另一方;所以我們也會樂於踐踏二十年前為抵抗政府限制言論自由而以性命拼搏的血淚,而任由言論自由成為製造謊言、妖言與滿足偷窺邪癖的荒唐藉口。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連對被壓迫的「人」都意興闌珊時,就更不用說被壓迫的大自然了。

結語

我們該如何理解,一個在真實生活中對公義與受壓迫者毫無興趣的人,要抱怨著他對這種解放被壓迫者的電影情節實在太過熟悉並批評它是陳腔爛調?或許我們真的可以做這樣的抱怨,因為我們覺得那不過就只是一部電影,一種娛樂。對於它作為一部電影,其在內容安排上的確並沒有太突出的新意。

但問題就在於,它並不僅僅只是一部電影,而是一整個文化的體現──在這個層次上,相對於我們自身文化的荒蕪,它就總是「新的」。以致於任何敏感的台灣人總要在這種外來文化力量展示下,為自己的文化是那麼樣的貧弱不堪而感到悲哀!

從電影內容回觀自身,我們總要承認,台灣社會普遍對科學抱以極高的尊崇但卻缺乏相襯的反省與批判──我們往往渾然不覺這樣信仰科學會有什麼問題,同樣地也渾然不覺這信仰與「時下流行的」環保議題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衝突。我們也要承認這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於追求公義多抱持的冷漠──我們常常只是在短暫的熱情捐輸上欲滿足自己的憐憫之心,但卻對長期的、根本的變革不感興趣,而只願袖手旁觀。

於是,台灣拍不出《阿凡達》這樣的電影就不僅僅是資金、技術的問題,事實上我們根本欠缺那樣的傳統、那樣的文化。當然,我們也大可批評《阿凡達》不過是一部充滿絢麗特效場景而欲搶搭「環保流行」的順風車的作品,但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好好思考自己在這些年來的「節能減碳」口號中何嘗不是如此?

參考文獻

Emerson, Ralph Waldo(1983)。Essays & lectures:Library of America。

Nash, Roderick(1989)。The rights of nature :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adison, 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chweitzer, Albert(2001)。Revernece for life(A. Naish譯)。在L. P. Pojman編著,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3rd版)(頁95-100)。Belmont, CA:Wadsworth。

Thoreau, Henry David(2007)。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湖濱書簡)(周亦培譯)。臺北市:聯經。

Zimmer, Carl(2005)。Evolution: The triumph of an idea(演化:一個觀念的勝利)(唐嘉慧譯)。台北市:時報文化。(原作2001年出版)

蕭新煌(1987)。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台北市: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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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阿凡達劇照。

八八水災的這一堂課-如常順天

部落居民說在村落北方上頭原有四株約三人才能合抱的大茄苳樹,但陸續遭盜砍了三株,在第三株運出時才被查獲,說是要拿去種香菇用。而碩果僅存的一棵,這次也獨木難撐再也抵擋不住滾滾洪流的沖蝕而整株連根衝入小溪…

災後不久,隨同本校師生組成的「校園重整送愛活動」志工團來到受媒體關注較少的台東縣大武鄉,投入附近學校、社區、部落的環境清理。

火車在中午時分一路由宜蘭往花蓮台東前進,平時這可能是趟最悠閒的慢活之旅,確實在到花蓮之前的山水之美是大致依舊,然而在花蓮之後往台東之間,每經過一條河川,無不見仍滾滾而來的泥流,很難想像在大雨過後近十天,卻仍有這麼盛大的溪水,或確切的說是山河嗚咽的淚水。

而距出海口不遠處的河段或橋下則滿佈大大小小的木頭與巨石,正常的樹木不該落腳在河流,不是嗎?如今他們不知為何被連根拋拔出土地,滾落激流中,再一路被洪流推擠到此,如今他們累了,河流終究收容了他們,但遲早大海也將成為他們的歸宿。

此刻正慶幸此條連結花東縱谷的鐵路橋段施工還不賴,仍能挺住。但由台東火車站轉由中巴接駁行經太麻里段時,我們震懾於路旁堆積比人還高的土石,而巴士行走之處卻是公路被沖刷掏空後再回填砂石的臨時便道,只能說車在晃晃盪盪下終抵大武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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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災民也傾聽山林的嗚咽

除了本校宜蘭大學及蘭陽技術學院組成的82名師生志工團外,隨後也聯合輔仁大學前後兩批各兩天的志工團一起運作。我發現組成這支百多人的志工團最喜歡的是去現場清污,最怕的是被派去打掃檢落葉的工作,因越粗重越有成就感。在這裡保證可以發掘企業老闆最喜歡的員工類型,因為大家皆是工作狂,會積極地沒事找事做。

我們幸運遇到台北縣來此支援由吳豫州督導帶領的16位教官團成員,經統籌後可以適當評估哪些是優先清理的重建單位,以及更有效率地進行人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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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幾天在一剷又一剷、一桶又一桶的泥漿土流中,我思索著何以致之?

此次大武地區受災最重的地區在大鳥村,雖然因及時撤離未有人直接因土石流傷亡,但遭埋沒在大片土石下的家園以及兩層樓只剩一樓或屋頂的房屋卻警示著,下次可能就無這般幸運?

部落居民說在村落北方上頭原有四株約三人才能合抱的大茄苳樹,但陸續遭盜砍了三株,在第三株運出時才被查獲,說是要拿去種香菇用。而碩果僅存的一棵,這次也獨木難撐再也抵擋不住滾滾洪流的沖蝕而整株連根衝入小溪,橫阻在整治後毫無生態觀的水泥河道的小橋上,以其肉身抵擋更多奔流而下的土石。

而土石束集後只能往河階台地古老行水區上的建築灑野,遂造成小溪旁路邊的好多戶與大鳥社區活動中心首當其衝。社區活動中心內被土石泥漿自窗門外攻陷深達腰際,面對室內滿滿的土石,推土機只能清到大門可入內的某個程度,因此我們就要接續室內在二扇辦公室門後約莫七分滿五尺高土石的挑戰,面對此景的人大概就能體會所謂愚公移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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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來自土地的請還給土地

部落另一側原也是條小野溪,之前野溪旁有幾畦的梯田,聽說是請漢人朋友前來傳授種稻技巧,如今只剩最上一畦水稻田猶在,以下的幾畦皆被側邊傾洩而來的土石流沖走,不復見原貌了。

然而大量的土石怎能在筆直鋼混凝土化後的小溪溫馴而下,故大半的土石遂堆在村落南岸與大竹高溪交接處的低窪平台,在低處的房子淹沒二公尺有餘,本小隊榮幸被分派負責善後,清理出的泥漿土石量令人驚惶!

真正幸運的是大鳥部落的土石流大抵順著部落兩旁小溪而行,中間居住的民宅僅山坡較高處被掩沒十來戶,且無人傷亡,比起幾全面覆滅的小林村算是天可憐憫。

後來從另一位耆老處又聽到更早也更完整的故事,原在部落兩側野溪未整治前,是有10多棵大茄苳樹的,但在做河岸工程整治時,只留下了4棵。老人家都認為這樣不好,因為先人交待千萬勿破壞大樹等有神靈的生命,無奈這樣的叮嚀早已失落或也無力改變。

這位耆老還說造成這次的災難,恐怕早在日據時期就已種下,斯時日本人為便於管理原住民,強迫原分散在山上4個部落的人齊聚到山下來。而漸離山上的遊獵生活後,遂造成日後山坡地種田、種檳榔等被過度開發的命運,也埋下今日之果,這推論甚有道理。

不管歸咎於日本人或歷來的政府,我們對待森林、野溪的方式定是出了問題,如今只不過是一次的總體檢,就暴露了原已外強中乾的體質,如今只能思考如何去改變體弱多病的山川環境,因為接續而來的氣候變遷仍會不時強迫我們接受無數來自大自然的體檢。

環境倫理也是品格教育

這次大武溪左岸的大武村亦深受淹水之害,支援期間我們就住在同側的大武國中學生宿舍,學校以操場及教職員宿舍是受害最慘。究其因除了上游大量土石流傾洩而下,還因為有一段距出海口上頭約1公里處的堤防被故意撤守所致,此缺口乃因此處砂石廠為出入方便而撤堤,導致洪流灌入堤內形成另條滂沱水路的奇景。

向我們投訴的村民包括甚至是某民代的樁腳,皆將責任指向盤根錯結的地方政治惡勢力,在一付莫可奈何的怨嘆背後是大家不願多惹事的鄉愿心態,鄉愿就是我們山林被毀,以及這個社會原地踏步無法往前邁進的主因。

畢竟所謂生態倫理或環境正義離我們庶民或達官貴人仍遠矣!相對於現推行品格教育是有些諷刺,品格教育不僅是人對人的尊重,也包含人對大自然該有的態度與同理心,不善待環境、不重視環境倫理,就只能接受大自然的試煉與回饋!

水產養殖業只是共犯之一

同樣在高山另一端的濱海,一樣是受到天災加人禍的肆虐,只是這人禍早已種下。地下水超抽不是始自今日,也不是只有水產養殖業在超抽而已,這是戰後一心發展經濟、賺取外匯的時代背景種下的因,因為在中上游的工業用水超抽的更厲害。養殖業實在很倒楣,只因是下游的最後一棒,遂成為眾矢之的。

其實現今佳冬、林邊的養殖都以養殖海水魚為主,多已跳脫原養鰻、養蝦等須超抽地下水的方式,已漸朝向友善環境養殖而努力,只是昔日造成的地層下陷卻已無可復原,遂有今日肇致的慘況,政府或漁政單位應思考將林邊溪周遭既有漁塭徵收轉恢復為洪泛平原以還地於河,徹底解決遇水則淹的問題,漁民有這筆資金也可有其他轉業的機會,否則仍是在受災與修復間循環。

面對百年災變要如常順天

這場百年內的島內災害,在親身走訪及目睹土石流淹沒後景象,我想人禍應遠大於天災!

然而我們也要回顧過去的兩三百年,其實台灣的天災也不下數次,因為在雲林到台南的沿海存在一個「台江內海」,清朝的彰化鹿港,雲林北港,台南鹿耳門等可行舟楫之便的港口如今何在,如今「台江內海」只剩下數呎深的七股潟湖溼地?

過去 300年來多次的暴風雨(1823年、1842年、1906年)帶來的積泥填海造陸的應算是自然的旨意而非人為的傑作(註1),包括曾文溪的數次改道。面對今後不可抗拒的天災與全球氣候變遷,我們能做的是不要再把人禍加諸其上。

山坡地的過度開發與高山農業的盛行,其實與我們偏愛高山茶與高冷蔬菜的消費心態脫離不了關係。但除了不鼓勵平地人上山租買高山田園耕作外,最不忍苛責的是這群原住民朋友,要不是早期漢族先人的逼迫,原住民何必退守到窮山僻壤,成為第一線的氣候災民,今後更將面對大自然的加劇反撲,這個全民共業由高山與低地的居民承擔了,怎能輕鬆一句「遷村、撤村」就可以解決這個誰也不想背負的原罪。

今天原住民面臨的是退無可退,進無可進的窘境,要遵重原民的生存權、文化權,唯有傾聽其內在聲音,輔以其原有在大自然的生活智慧,才能脫離自我甚是的狹隘心態。部落是原住民生命與文化持續之所在,四分五散的遷村又與滅村何異?

建議是否有可能在維持原住民生存與文化保留的民族尊嚴上,輔以友善環境、友善農業的生產方式,以較不破壞表土流失等草根栽培的生態農業方式,做適當的農業生產,如同我在新竹尖石鄉原民部落看到的範例(谷立有機農場),這只是讓原鄉農夫回復祖先的耕作農法與傳統技能。或可藉由企業以公平貿易方式認養原住民有機農業使其免受菜蟲掮客的挾制,而得以永續的利用原有山林。

山水本有情,不論是高山或低地,山原本是我們先民的家,水是我們的生命之源,奈乎一次又一次我們都學不到慘痛教訓,這次老天只好無情的給大家上了這堂課,只是在災後我們能感同身受多久呢?

就如同那被遺忘也躺了好幾年的國土復育條例,到現在又有多少人在乎呢?不在乎,那就只好年復一年繼續上這堂課,直到老天哪天教會了我們。

註1:以上引述自湧升海洋部落格: 日全蝕與88水災

(本文作者為宜蘭大學動物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當一頭北極熊溺斃-從自然價值的角度進行的思考與反省

我們總是需要思索自然,需要進行環境倫理學上的討論,才能從「保護自然其實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窄隘眼光中走出來;才能跳脫個人利益的框架,全面且深刻地思考每一隻北極熊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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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oxfam international on Flickr.com(CC:by)

Save Humans「Too」或是「First」

每過一陣子,就有北極熊因為體力不支而溺斃在大海中的新聞出現,然而社會大眾究竟是如何看待這樣的消息呢?當我們在感嘆「喔,北極熊真是可憐…」過後,我們還會進一步地想什麼?

是「如果全球暖化繼續惡化,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到活生生的北極熊了?」還是「人類必須趕快警醒了,因為繼牠們之後,下一個在暖化危機底下遭殃的就是我們自己?」,老實說,姑且不論北極熊的陸續犧牲究竟能夠讓我們產生多大的反省與行動,我們都比較容易看重後者、或比較能夠接受後者-就如同那過去的保育口號「今日鳥類,明日人類」一樣,只是現在換成了「今日北極熊,明日人類」。也就是說,在這一波節能減碳的熱潮裡,我們其實比較重視人類的危急存亡,或是在經濟上可能遭受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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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wwfcanada on Flickr.com(CC:by)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樣的說法似乎把人類講得太過自私了,好像我們只在乎自身的利益而不會替大自然著想。好吧,「假設」我們真的非常珍視北極熊的族群延續,但是我們要如何解釋我們對待其他動物的態度呢?當中國政府要將兩隻貓熊帶離牠們自小生長的環境,而作為一種表達友好的政治禮物贈送給台灣時,我們會發現有非常多的人都樂觀其成-能夠不用飛到中國四川就能直接看到貓熊,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嗎?

同樣受到熱烈歡迎的,還包括了遠離故鄉的無尾熊、企鵝、小白鯨等等。就因為我們喜歡看牠們,所以無尾熊必須睡眼惺忪地在白天「接客」、原本悠游於極地海域的小白鯨必須在相對狹窄的空間裡跟觀眾「玩親親」…。我們必須承認,人們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擺在自然之前的,並且與這利益相連的「自然的價值」往往是集中在自然之於人類的維生價值、經濟價值與比較表面的娛樂價值上。

無怪乎我們會傾向將北極熊的溺斃當成是人類社會即將走向末日的「警訊」,而比較少會去重視北極熊這個物種即將滅絕這件事情本身。無怪乎當我們在談保護生物多樣性時,常常是以「不知道那些消失了的物種可能會對人類的糧食、醫學、科學做出什麼樣的『貢獻』」-這種「把自然僅僅視為可利用的資源」的態度-來向大眾勸說其重要性。

無怪乎台灣從1980年代的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以來的諸多環境運動,其中許多其實都是在為公眾利益-也就是人類利益發聲,而不是在為自然利益發聲。我們大都是在控訴政府或財團進行開發或污染所導致的社會不公義,而不是關乎自然的不公義。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人類利益、社會公義是離我們最近、最迫切,而民眾也比較容易聽得進去的概念;我們其實很難去說北極熊自身-無須仰賴人類主觀認定-就有值得存活下去的價值;我們很難告訴那些很少接觸大自然、而一心掛念著開發利益的團體,一片森林或一片溼地其自身就具有什麼樣的價值。於是,常見的是,我們會訴諸於他們比較能懂的語言,去計算一片溼地能夠帶來多少的觀光收益,計算一片森林能夠替我們創造多少碳排放交易的收入。

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台灣的環境保護運動走了三十餘年,但我們卻仍常常停留在討論人類生存與經濟利益的狹窄範圍裡-這並不是說人類的延續與經濟的發展並不重要,而是,我們仍沒有辦法明顯地將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拓展至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係,我們仍舊習慣用一種「工具性的」、「資源的」眼光來看待自然的價值。其實,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有學者「順應國際潮流地」提出「應該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與環境倫理」的呼籲(方炳林,1975:14;楊國賜,1975:6),但且讓我們捫心自問這麼多年來究竟做了什麼?-或許要求在短短的三十年內就要有什麼樣的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是我們應該至少可以接近問題的核心吧?至少可以認識到問題的複雜與困難吧?然而,那是什麼呢?

在討論環境倫理之前-「經驗」的重要性

環境倫理的期待是希望建立起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原則,以致於我們能知道自己應該如何生活在自然裡,如何正確地看待自然、對待自然、甚至是順從自然,並認識到人類對自然的責任與義務。但是,環境倫理學家Holmes Rolston, III提醒我們,當我們想要對環境倫理進行討論時,「經驗」將會是我們必須去克服的一大限制(王瑞香譯,1989:13)。

舉例來說,這就好像是我們很難跟沒有爬過山的人討論山的娛樂價值、美感價值,以及山所具有的一種能夠陶塑人格、讓人變得謙卑感與感到身心均衡的塑造性格價值(王瑞香譯,1989:20-21)。或者,倘若我們對於某些自然地區的歷史、自然史與生態-如棲蘭檜木森林、阿朗壹古道或墾丁海岸林-不甚了解,那麼我們可能就很難體會它的科學價值、基因多樣性價值、歷史價值與生命價值。我們會因為未曾經驗過自然的某些價值而難以討論它們,以致於難以產生什麼樣的道德討論與責任義務。

於是,我們其實很可以理解要控訴台北松菸巨蛋興建過程對老樹群的粗暴摧殘有多麼地困難、要為那些值得珍視的豐富生態發聲有多麼地困難。因為開發單位與民間團體的價值觀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前者很可能只看到土地的經濟價值,而把老樹視為可以價計、可以像行李一樣任意搬動、死了可以再種的東西,並無視於與老樹們相連的動植物生態所具有的價值。而正是因為如此片面的價值觀,所以他們會做出讓許多民眾與環保人士都感到傷心與惋惜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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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療養院裡的大樹。photo by MiNe (sfmine79) on Flickr.com(CC:by)

在樂生療養院所面臨的問題上亦然,同樣作為院區歷史之一的老樹,以及院民手植、每天澆灌呵護而承載著生命記憶與安慰的植物,它其實也是保存院區的種種理由中不可忽視的一環,但是,我們或許會容易在這裡感到詞窮,不是因為它們沒有價值,而是我們所要訴求的對象,可能缺乏這種價值的經驗,以致於我們會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於是只得捨棄這部份,而訴諸於水土保持、碳儲存等其他理由。

曾經親近過自然的人,或許都會同意自然具有一種安慰、療癒與平衡身心的特質,所以我們會鼓勵人們走出戶外來減輕種種文明病。從經驗裡,我們應認識到自然的這種特質並不是來自於人類一廂情願的或隨性的投射-因為作為一個需要被安慰被治療的人,怎能驕傲地說這種力量只不過是來自於自己呢?反倒是在這樣的經驗裡,我們很容易地會看見自然的優越性-自然似乎真的有一些特質是人所不能及、而必須有求於自然的。像這樣的價值,它不僅值得我們加以保護,也值得我們給予尊敬。

急不得的價值重建工程

認識到「經驗」的重要性,可能會讓我們產生二種想法:其一是「若什麼事情都要靠經驗來解決,那未免也太過於緩不濟急了」,但很遺憾的,這的確是我們在認識價值並肯認價值上的一大限制。於是我們可能會在台灣社會發覺到一種現象,那就是某些政治人物會左手做一些對環境有益的事情,但是右手卻又同意了對環境危害更大的開發案。這樣的矛盾是為什麼呢?我認為這是因為他不過是在「兌現支票」,而不是真正打從心底地認同、也認識到了自然的價值;事實上,他是看重支持環保的民眾的「政治價值」而遠大於自然價值的。
於是,這可能會讓我們接著想:「那要建立一種能夠肯認自然價值的價值觀,就應該儘早也儘可能地把大家拉到自然環境裡去進行體驗嘍?」,對此我必須甘冒大不諱地說,我們常常是太急於把人拉到自然裡,但卻沒有仔細思考究竟要如何幫助人們去認識自然裡的各種價值、對自然進行多種層面的體驗與思考

於是,我們很可能會經歷一整趟的「生態導覽解說」下來,但其實都只是像在逛菜市場一樣,聽了一堆「這種植物可以拿來治什麼病」、「那種植物可以怎樣煮、怎樣吃」…,被灌輸了一堆「如何好好利用大自然」的想法,試問這真的有助於讓我們更尊重自然,並了解到人類對自然的義務嗎?

又或者我們常常會在解說過程中聽到一堆由各式各樣的「典故」、「據說」和「神話奇譚」拼湊成的「生態故事」,以致於真正讓我們感到興味的其實是這些很有問題的故事或擬人情節,而非自然原本的特質了。它或許能夠增加我們在遊歷時的趣味,但卻無助於我們去認識到自然本身的價值-因為故事總是長在某些解說員的嘴上、並且是能夠隨意變形、嫁接的。

又或者,我們可能在親近自然的過程中被灌輸了大量的生物學或生態學知識,霎時間讓人感覺獲益良多,但是卻甚少對這些知識對象或知識本身進行反省,以致於我們可能還在使用錯誤的生態平衡概念,或存在缺陷的自利利他概念。我們也可能一方面口沫橫飛地講述物競天擇的演化原理,另一方面-可能是在導覽的最後-卻又要聽眾懂得敬畏大自然裡的山神或精靈-請問,祂們是怎麼演化來的呢?

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我們或許可以反問:台灣人真的欠缺接觸自然的機會嗎?事實上倒也未必,我們可以從垃圾、密密麻麻的步道與各式各樣傢具、涼亭、運動器材的蔓延來理解我們跟自然環境之間密切的互動。於是當我們從都市邊緣往郊山走,就會陸續發現到善心人士捐輸的桌椅、茶具、垃圾桶、單槓、吊環與外來種植物…,甚至會不時地新闢好幾條步道讓大家換換口味。當自然環境只是成為了大型跑步機或不知節制的社區活動中心時,我們還是相信「只要」多多體驗自然就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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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某郊山上的舉重器材。photo by greenlost

我並不是說上述的努力都是無意義的,它除了可能歪打正著地為許多人開啟了愛上自然的一扇窗之外,在其中無怨無悔地付出時間勞力的奉獻,也可能會感動聽眾而使人願意開始起而效尤。但是,我認為它最應該具有意義之處,應是在每一次行動與行動之後,都能夠產生反省和更進一步的學習。而不僅僅是一廂情願地投入,然後在失落時抱怨人性的可悲。

價值主觀論的威脅

事實上,價值的重建除了礙於經驗之外,它其實還總是面臨著主觀論的威脅,亦即-身處在現代社會的我們會常常接觸到的-「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什麼絕對客觀的價值或對錯。道德常常都是相對的,所以一個地區會有屬於該地區的道德規範,一個民族會有屬於該民族的道德規範。至於談到價值,那也常常只是隨著每個人的口味而有所不同,某個人覺得有價值的事物,對我來說不一定有價值,但我願意給予尊重,我並不會堅持說自己才是對的,而別人就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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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thivierr on Flickr.com(CC:by-sa)

如果真是如此,那我們有什麼理由去阻止獵人們獵殺海豹的行為?我們有什麼理由去阻止那些喜愛消費皮草的貴婦?我們有什麼理由去阻止那些視魚翅燕窩為非品嚐不可的珍饈的富人?不,我們常常是沒有理由的,我們怎能限制別人的價值偏好、限制別人對於享受與得到滿足的渴望呢?

所以,倘若花蓮居民公投通過興建蘇花高速公路,那麼其實我們也應該尊重這樣的價值判斷,讓公路速速興建才是。如果台北新莊地區的居民公投通過應該儘速拆除樂生療養院、讓捷運趕快通車,那麼其實許多「外地人」也應該尊重這樣的決定,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抗爭。

在主觀論底下、在文化相對主義與主觀相對主義的思惟裡,我們其實無法去爭執絕對的對錯,我們若不是得期待「法律規定」,就是得在「政治實力」上面進行較量-就像大自然裡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一樣,服膺於「權力才是真理」的硬道理。

結語:我們需要能夠重建人與自然的正確關係的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學家們的努力並不是徒然,他們即是希望能夠思索出一種客觀的自然價值與環境倫理,以致於我們在對待自然時將有所依據,以避免落入總是各說各話、沒有是非對錯的處境。這過程並不容易,老實說,它其實非常困難-因為當我們開始循著價值學與環境倫理學的脈絡深入問題時,會發現到我們所面對的敵人比想像中還要巨大-我們幾乎是要與當代文化和信仰這文化的「自己」進行對抗。

但是,相信深知自然價值與深愛自然的人都會認同,這樣的努力是值得而且必要的。自然供給我們看待生命的不同眼光-我們會在幾乎是隨手可得的自然觀察中被感動、讚嘆自然的奇妙。而自然裡的考驗、阻礙與苦難,其實也正是推動生命發展的力量,它們成就了那些讓我們感到有價值的事物-也許是更高的文明,也許是更謙卑的生活態度。

此外,自然亦是一座具有宗教價值的殿堂-對於德魯依(Druid)信仰如是,對梭羅與愛默生如是,在《聖經》〈約伯記〉裡的啟示亦如是。它其實能夠幫助我們澄清自身的地位,而不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它作為一種相對於人類心靈的神聖的空白,讓人類高舉的理性顯得低下,也促使我們去詢問「自然的意義」,為人類開啟了進一步思索意義的契機。

這些價值並不是出自於我們的主觀投射而純屬個人認定,反倒是,它常常超越人類的理解,讓我們得以開始認識自己如何屬於這個世界,而非世界如何屬於我們,讓我們藉由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來界定我們自己,而不是就自然與人類的關係來界定自然(王瑞香譯,1989:40)。並且在這樣的認識裡,我們將不僅僅視自然為「資源」-正如同我們不會將扶養我們長大的父母僅僅視為一項「資源」一樣,我們會發現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比較像是一種愛的關係,而不是利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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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pe_s on Flickr.com(CC:by)

我們總是需要思索自然,我們總是需要進行環境倫理學上的討論,於是才能夠從「保護自然其實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窄隘眼光中走出來;才能夠跳脫個人利益的框架,全面且深刻地思考每一隻北極熊的犧牲。

環境倫理學家Holmes Rolston, III將於10月份應邀前來台灣進行一連串的演講,他的重要著作《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雖然早在1996年即有中文翻譯本,但卻少為台灣人所知道與討論。期待本文能夠充作粗淺的引言,讓更多人注意到環境倫理思考的重要性。至於有關Rolston來台的相關行程與內容,可參考生態關懷者協會網站訊息(http://www.tesa.org.tw/?q=node/127);或可加入由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研究生所組成的讀書會的討論(http://le-petit-seminaire.blogspot.com)。

引用文獻
王瑞香(譯)(1989)。Holmes Rolston, III著。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台北:國立編譯館
方炳林(1975)。生態環境與教育之研究(續完)。國教世紀,10(7、8),7-14
楊國賜(1975)。淺述環境教育。健康教育,(35),4-6

LNT─無痕山林─新觀念之旅

LNT運動(Leave No Trace、不留痕跡)這是在歐美社會推廣保育多年來一直有的觀念,但在台灣郤是很新鮮的觀念,前些年由一些登山及保育界人士有心引進,近年來我國政府亦將LNT觀念列為重點工作項目,因應保育觀念的強化….

LNT運動(Leave No Trace、不留痕跡)這是在歐美社會推廣保育多年來一直有的觀念,但在台灣郤是很新鮮的觀念,前些年由一些登山及保育界人士有心引進,但由於台灣社會型態及國情因素未能及時編製有系統配套的措施來推動,所以實行的成效並不明顯。近年來保育風氣盛行,我國政府亦將LNT觀念列為重點環境保護工作項目,因應保育觀念的強化墾管處推出LNT訓練員課程並安排志工們接受進階訓練,盼藉以志工訓練方式加強保育並期望有效推展LNT觀念並培育其成為LNT種籽教師將愛惜自然及國家公園內各項環境保育資源並呵護大地的心能散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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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講師及學員出發前的討論 (右)到達八瑤灣路程起點

時間為兩天一夜採野營方式,其課程內容包括有『LNT的環境倫理』、『LNT七大環保原則』以及『LNT課程講授技術』,在這開始到結束的課程中學員必須實地操作各項LNT作業,如何做好行程規劃、選擇適當的行進路徑、營地選擇及如何處理廚餘與排遺的各項技術及方法,作為以降低對於環境在地區域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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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講師操作廚餘的處理方式 (右)將LNT觀念跟學員分享

課程中講師講解及示範野外炊事的廚餘及鍋爐清理方式還有野外如廁的方式,特別是讓我印象深刻,首先要遠離水源區外60公尺的地方,而後將表層土壤移至左手邊,再用以手鏟挖掘出15-20公分深土貓坑,並將挖出的泥土置於右手邊,等待如廁完畢後再小樹枝將右手邊之底層泥土撥入並充分攪拌,而用過的衛生紙則必須打包放入夾鏈袋帶下山,最後覆上表土插上小樹枝作為記號,以免下一個如廁者誤挖。繁瑣的作業程序卻是對野外不留痕跡上廁所的操作有著難忘的經歷。

課程中還有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深夜裡有自然的海浪聲及月亮伴我入眠,清晨還有大冠鷲的叫聲,叫我起床,從未在野外過夜的我,整夜未眠是我想用心聽及體會這一份野外不一樣的生活,我想我永遠忘不了這一次的生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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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沿路美麗風光 (右)昨晚我與它共眠

第一次受這樣的進階訓練真可說是特別,課程對我來說有點不太適應,跟現實生活有太多的不同,讓我懷疑推廣起來真的可能有點因難,但新的東西要改變是必須經過一番革命的。就像要把自己之前養成的習慣馬上改變,本來就是一件難事,雖然有困難但我有信心將這個新觀念傳遞給每一位從事戶外活動的人,讓這美麗的環境可以永遠常在,更讓下一個戶外活動的人能夠體驗到同樣清新的自然之美。

(本篇文章由屏南社大王敏州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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