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道上的一隻鞋

我眼前是一位阿嬤,阿嬤穿著出席重要場合才會派上用場的套裝,將這場遊行看作是再重要不過的大事,因為政策草率決定的,是他們視為人生最重要的一切,但這些對決策者而言,是大事?小事?或甚至不值一提?

編按:本文作者為獨立媒體記者,也是雲林蒜農的女兒。11月13日參與「顧生命、反國光石化」遊行後有感而寫,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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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道上的人們(攝影/鐘聖雄)

四個月後再走上凱道,這回站在我眼前的不是為了重建而走上街頭的原住民,而是那些我從小看到大的熟悉面孔,說著我熟悉的海線口音的雲林人。我還記得,幾年前,就是因為這些熟悉的面孔,所我寫了蒜頭的故事,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能給雲林的蒜農們一雙手,能看見引以為傲的雲林,接著好長一段時間,我不寫雲林,不寫農業,不寫我熟悉的臉孔,為的是不讓自己的不捨與心疼變得顯而易見。

看著老夫婦互相扶持,看著媽媽抱著孩子,孩子拿著標語一起走向總統府的那一刻,才知道不捨與心疼從未淡去,在飄著細雨的台北街頭看到熟悉的面孔,眼神中帶著對環境充滿不確定與不安的熟悉面孔,我知道我還是不捨。

接近傍晚六點,後方的小貨車上廣播著找尋走散的雲林鄉親,前方的看台上廣播著要雲林鄉親們準備回到遊覽車上,趕著回到雲林去,然後,我眼前有個阿公停下來,他的皮鞋,鞋底和鞋子分離了,他顯得有些困窘,我低著頭不敢與他正視,就怕更讓他感到尷尬。

接著,他蹲下身,拿起雙腳上的鞋子,穿著襪子,走在凱道上,走向回家的旅途。

我轉身,對著一旁的友人A說,我覺得好難過,卻說不上來為什麼,再將視線移開,這次,我眼前的是一位阿嬤,阿嬤穿著出席重要場合才會派上用場的衣服出現,一手拿著剛脫下的輕便雨衣,我忽然覺得這個世界太荒謬,政策草率決定的,是他們視之為人生最重要的一切,他們穿著皮鞋、穿著套裝,將這場遊行看作是再重要不過的大事,這些,對決策者而言,是大事?小事?或者是不值得一提?

跟著我想起來的路上,計程車司機大哥說的:「這些官員,做錯了就不要給他們機會,你想,他們念了這麼多書,難道真的不知道事情的對錯嗎?」

司機大哥問我們:「你們今天要去的是抗議什麼?國光石化?這個就應該抗議,你想想,我們台灣才多少人,還要開發這種高污染的東西,老共他們人這麼多,就不開發??這是為什麼?」

「人家他們也知道這是高污染啊,所以就跟你台灣買,貴一點也沒關係,反正汙染也不是在他們國家裡面」,司機大哥接著說:「我今年58歲了,我開計程車,雖然沒念多高的書,但我他媽的都還知道這些都不該做啊!」

心裡的那股荒謬又更深了,我想,這些人、這些事、這些話、這些道理,真有這麼難以理解嗎?

吳晟老師一家三代走上台聲援反國光石化的同時,另一批彰化的阿公阿嬤也開始準備要返程,我看著一位走上遊覽車的阿公,慌慌張張地跑下遊覽車、跑進人群裡,我一直看著他,想著是不是應該走上前去詢問:「阿公,哩安怎囉?甘五蘇要幫忙?(阿公,你怎麼了?需不需要幫忙?)」

阿公快速的消失在人群中,幾分鐘後,阿公笑著走出人群,手裡拉著另一個彰化阿公:「啊哩桃都啊系遭企ㄉㄨㄟ?挖安內攏ㄘㄟˇ謀哩ㄌㄧㄡˋ:(你剛剛跑到哪裡去了?我都找不到你!)」

從SOGO到總統府,這段距離怎麼會是只有幾公里?

那是我的阿公、阿嬤,爸爸媽媽他們一輩子所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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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在總統府的雷射光束,寫著「石化亡國」(攝影/鐘聖雄)

我們,愛吃台灣米

政府對竹南大埔徵地案所提的「以地換地」替代方案,竟只是以土地面積的數字來操作,完全沒有考量這些地對農民的生活與生計來說是否具有「相同價值」,這樣粗糙的替代方案,再次顯示了政府短線操作的心態。

農民肯定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把秧苗舖到凱道的柏油路面上。燙滾滾的都市馬路和熱氣,這不是秧苗該去的地方,可是一想到有農友為了守住自家的田地而集結跑到總統府前表達心聲,這位來自雲林西螺的農民也就下定決心要與他的秧苗一同前往凱道,展現他對農友的支持和對政府的抗議。

7月18日,大家從新聞媒體上看到的那一片油綠稻秧,來自雲林西螺,一個擁有濁水溪沖積平原、肥沃土壤的稻米之鄉,孕育出名聲響亮的西螺米。

本來應該長在柔軟土地裡的秧苗,卻在這個周日的晨光中靜靜躺在台北總統府前的柏油面路上,許多農民不捨,彎腰撫觸有點曬傷的它們,心裡可能想著,今天過後,不把秧苗種回田裡不行。

把稻子種回田裡去,是所有被徵收地區的農民們,共同的心願。為了讓這批來到都市裡的秧苗繼續生生不息,農友們要尋找一片適合的土地、適合的人,把靜默躺在凱達格蘭大道的稻子種回田地裡。

作家吳音寧與有機稻農曾啟尚恰好住在台灣兩大肥沃的沖積平原上,濁水溪北岸的溪州與荖濃溪北岸的美濃,是戰後重要穀倉,擔負著生產糧食、餵養島嶼人民的任務。他們倆接手扶稻,期望用良田、沃土與好水,為大家照料這群被命名為「凱稻」的秧苗,讓它們安心、安全地成長。

把凱稻種回田裡,不只是讓生命與反農地徵收的烈火延續,把稻子種回去的決心,還象徵著農民堅持要在台灣的土地上繼續種稻,而我們想要吃台灣自己土地上長出來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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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三十年裡,台灣島民所吃進去的國產米越來越少,種種錯綜複雜的原因之下,我們吃進越來越多的麵食、麵包或肉類,而政府推出的政策也在這過程中,一步步地誘使農民放棄種稻。每年大約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在休耕,而我們的糧食自給率降到了30%。

這30%意謂著維繫台灣島民生命的食物,有70%掌控在別人手裡,我們無法確知食物的來源是否安全、對人體無害;甚或一旦掌控食物的人說要漲價,我們也只有掏出辛苦賺來的薪資乖乖奉上;更糟的情況可能是—我們得不到食物。糧食安全的問題,在自由經濟體系裡被假定根本不會發生;糧食自給率的數字沒有任何意義;土地不拿來種作,正好可以用來轉賣。我們就像水煮青蛙一樣,感受不到身處危機之中。

最喜歡向先進國家學習的台灣政府,似乎看不見日本正在進行「提高糧食自給率」的國民運動,也刻意忽視德國在執行鄉村發展計畫時,將「維護農耕地景」做為基礎原則。

雖然以極有效率的速度通過「農村再生條例」,但在這參「日」照「德」的一部法令中,看不到我們的政府如何確保糧食的安全供給、如何界定與保護優良農地、如何培養農業與農村的後繼者。在這一波以科學園區之名,行土地抄作之實的土地徵收行動裡,我們更加感受不到這個政府對維護農村、農業與農民的誠意。

政府對竹南大埔徵地案所提的「以地換地」替代方案,竟只是以土地面積的數字來操作,完全沒有考量這些地對農民的生活與生計來說是否具有「相同價值」,這樣粗糙的替代方案,再次顯示了政府短線操作的心態。

農民堅持把稻子種回去,不是為了賺錢,農民是在為台灣島民默默地守護著糧食自給率,他們維護土地的活力、也供應人們維生之所需。以米為主食的台灣島民,也要堅持愛吃台灣米!在自己主張愛吃台灣米的行動中,共同來督促這個政府不要再用華麗的口號和糖衣博取選民歡心,而是要實在地思考如何照顧國民的飲食和生產食物之人與地。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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