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花蓮子弟，目前在壽豐念書，也服務、學習於一個理念與我相近的社區協會。這個協會沒有特意要發展產業，也不著重於促進觀光，在意外配、老人、小孩和環境；花了很大心力於生態的維護上，不為遊客，而是希望成為當地環境教育的一部分。
對於歌功頌德目前有點反胃(笑)，但在這個地方觀察與領受的一切，讓我更加相信某些堅持仍有可能，希望以自己證明，實踐理想，即使辛苦，卻走得坦然，貧窮而幸福。
這是一場不談條例內容的公聽「說明」會
四月二十二號，農村再生條例公聽會於瑞穗鄉公所舉行，之所以由原本公布的花蓮市改變為瑞穗，猜測應該是因為水保局輔導的社區，例如舞鶴、光復的兩個示範區距離這裡較近。
人很多，樓下七八台遊覽車，據第二天自由時報載，總共來了73個社區，五百多人。在與其他社區的閒聊間，我相信水保局並沒有刻意動員，他們寄了公文給熟識的社區，邀請其來參加農再公聽會，但社區自會揣測上意。
確實如佳安的觀察，會場上方懸有紅布條「農村再生公聽說明會」，無「條例」二字，整場討論更絕少聽見農村再生「條例」，大部份的社區竟不約而同都稱呼它為農村再生「計畫」，顯見大家是以提計畫的角度在看待農村再生條例，法律？交給專家去修。且開放發言時間，也不斷出現「由下而上」、「整體性發展」、「活化」等水保局用語。
簡單的說，開放發言時間，幾乎就是給各社區對水保局歌功頌德的時間，除有少數人提供較具建設性的想法外，多數人的發言模式竟是：
「過去生活很苦→遇到水保局→改變人生→致上萬分謝意→全力支持農村再生」
甚至有縣議員當眾開口要求水保局實現「他的心願」，完成某個地方的綠美化。
少數較有建設性的想法：富源社區林興華老師提到以造町的概念，以鄉為單位執行計畫，擴大營造範圍；光豐農會總幹事林清水先生提到，計畫必須配合農事時令；秀林鄉鄉民代表高小姐提到，社區的凝聚需要傳承，但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抱負，政府有沒有可能成為一種媒合，讓社區裡的人知道外面的人在想甚麼；外面的人進來的時候，有一個引介的平台，能順利進到部落的生活中。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總幹事楊鈞弼先生表達不支持的立場，認為在全台灣沒人敢反對，因為政府要給你錢，就像消費券，要給你錢，怎麼會有人反對？接著詢問現場的社區夥伴們，但有誰閱讀過這個條例？現場僅兩三個人舉手，楊先生建議各社區先了解條文。
他不反對錢進社區，但希望這個錢能直接進到社區，除以用顧工購料的方式，更期盼關注於人的部分。大家提計畫的方向多是產業發展、促進觀光，楊先生呼籲應該透過這些規劃去關心社區內部的人。最後也提到，並不否定水保局的功勞，但當初社區營造是由文建會所推動，內政部來發起，讓各社區能夠實行由下而上的概念，「由下而上」並不是水保局的制定，而是政府的政策。
和水保局工作人員的對話
我則是針對第三章土地活化提出了質疑。在發言完離開講台準備要回到座位上時，被一位大姊攔住，她問我有看過「小地方新聞網」嗎？我高興的回答，只要時間許可，我幾乎都會看，她接著說，那你還有疑慮？
哈，還以為是可能的盟友呢，我笑著說，那你願意跟我解釋嗎？後來才知道，她是水保局總局的工作人員，但她並沒有給我她的名片，反而留了另一位先生的，她很客氣，也很和善，我們展開了一段蠻長的對話，歸納如以下幾點：
一、針對土地活化：
她說，土地活化是部份徵收，為了公眾利益有時候必須犧牲少數人權利。就像都市有都市計畫，鄉村卻欠缺這樣一套法律。都市計畫經過幾十年的增添才有現在的規模，農再條例的細則也必須要等到條例本身通過後才有辦法備註。
許多地方，常常有閒置無人甚至不清楚地主是誰的土地，公部門對這個地方的建設容易因為找不到此地地主而暫停，十分可惜。
對於地主的補償就是他可以享受到公眾利益，雖部分土地被徵收公用，但因公用土地地價上漲，此地主剩餘的土地地價也會隨之水漲船高。
我認為這是多數人的暴力，也覺得其中有太多可以操作的部分，甚至有可能出現為少數人利益犧牲多數人權利的狀況，面對她的堅持，視為兩種不同的觀念。
二、我問，農村議題包含各種面向，應是各部門，例文化局、社會局、環保署等共同面對，為什麼水保局要專責來推動農再條例？
她的回答是，農村有各種議題，但農民無力個別洽詢各個單位，因此，水保局希望成為一個平台，如果不是水保局的業務，可以代為洽詢其他部門。
我問，那鄉公所鎮公所是在幹嘛的？
她頓了一下：「他們也可以去找鄉鎮公所阿。」
「那，水保局幹嘛還要成為這樣的平台？」
「…………」
三、我說，我相信你們的立意良善，但經費非常龐大，社區若無足夠自主性，很難堅持自己的信念，甚至清晰的看見地方真正的需求為何，如果真的想要改革，為什麼不能陪社區緩慢長出力氣，持續的改變？反而是急著要通過農再條例？
她回答，之所以急著要通過農再條例，因為過去水保局的錢是每一年每一年由立法院審核，這一年的「績效」沒有達到標準，下一年的預算就會被刪除，但農再條例是一筆基金，只要今年過了，兩千億不會被更動，水保局就更有可能循序漸進以社造的精神輔助農村，而沒有為求績效的壓力。
四、夥伴問到窳漏地區地主必須負擔修建費用的部分
她回答，關於窳漏地區的改建，地主必須負擔全額費用，有太多人覺得不合理，且有些地方也已經不容易找到屋主，所以作出修改。
我對於這個答案有點失望，因為如果只就這個她立即反應的答案做分析，看得出來他們在乎的是輿論，是公部門難以找到「窳陋地區」的所有人，卻不是這塊地的地主的人權。
五、關於農作物產銷
她說，農作物的產銷問題含括在「農村發展條例」裡，所以不是農在條例能夠明文訂定。夥伴問，所以這樣聽起來，農再條例只能規範到地上物的建設？
她再次回答，因為農作產銷的部分規劃在農發條例裡。
六、腳踏車道
有機會聽聞各社區的提案，驚訝的發現，大家竟然有志一同的都需要自行車道，天阿，除市區外，花蓮的整個鄉村街道難道不都是自行車道嗎？我學習與服務的社區協會，他們跟村長討不要的樹，自行培苗，雇請村民一起種樹，發給工錢，最後自然形成和諧的自行車道…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這麼多人要花這麼多錢「打造」一條原本就有的「路」？
以此詢問水保局的大姊，她模糊的答覆，這與體委會近來推動自行車道和人行步道有關。
和她聊到一個段落後，遇見自由時報花蓮地方版的記者花孟璟，她所做的報導和花蓮地方報更生日報關於公聽會新聞如附件。
人的培育很重要
我常常願意相信許多政策的立意原本都是良善的，只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出了問題，法律無法完備到足以規範任何會發生的狀況，因此，執行的人很關鍵，即使是幾經修改擁有眾多配套的條例，懷有私心的人仍可能在其中鑽出無數漏洞。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人的培育」很重要，這個培育不只是技術或能力，更接近於「觀念」，觀念的培養需要長長的時間、不斷嚐試、容許失誤，慢慢慢慢積累而成，沒有辦法量化為幾個小時的時數。
社區必須經過思考和辯證循序磨出自己的理念、堅持，不是有計劃就接，更不該將「條例」單純視為「計畫」，把了解法條的權利讓渡給「專家」。縱然法令的書寫方式難解，仍有許多管道可以聽見不同的說法。
其實，開放發言時間我並沒有像記者所描寫的那樣激烈，抨擊農再是惡法(但謝謝記者不只描寫口徑一致的部分，更將這些爭議透過報紙傳播出去)，我認為它固然需要修改，也認為，在抨擊或巴結公部門的兩端，我們該有自省的能力，自己長出力氣。
一直以來都關心蘇花高(蘇花替)的議題，讓我覺得有趣的是，農再條例的簡報中，水保局也使用了「一條回家的路」這樣的標語；另外，開放發言時間，我又聽見「不是農民，不要代表農民發言；我是農民，我可以代表農民發言」的弔詭論述；或是將反對者一竿子打為「學者」和「學生」(蘇花高議題中為「環保團體」和「學生」)這樣看似不知民間疾苦的角色。
這次公聽會，瞥見許多垂涎的表情，那樣赤裸裸的要求讓我好幾次震驚、無法言語，是真的很苦，還是我們總用錢(經費、建設)來衡量「幸福」？鄉村的收入沒有都市高，但我們擁有較好的環境、不那麼疏離的人我關係、慢慢過生活的能力。
如果忘了這些，卻睜大了眼睛向都市看齊，要都市的人來，要家鄉子弟因為都市的人會來而留下來，自然覺得農村「破落」，需要「休閒農業」、「田園風光」來拯救。死了，才需要再生。
公聽會可以動員，但是要讓家鄉子弟回流，就必須要讓人真的能留下來（攝影/江珮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