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水溪歷史之夢─國王魚的故事

編按:

本文為成功大學「台灣文化的流變與創新」1月25日讀書會─「鹽水溪的歷史之夢」之延伸閱讀文件,由當日講者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翁佳音先生撰寫,談從荷蘭、鄭氏治台時期文獻中的國王魚(kingfish)的故事(讀書會詳細內容,請點選這裡閱讀)

因故事生動精彩,做為附件隱藏於活動公告中十分可惜,僅將全文刊載於此,讓無緣前往參與讀書會的朋友也能一起分享。

一、荷蘭時代漏網之魚

有關荷蘭時代臺灣漁業的文章或書本,通常僅提漢人漁民頻繁在沿海捕捉烏魚、製作烏魚子,大量運往中國的歷史。然而,漁民現實人生,不會只捕抓單一魚類,當時文獻所載捕獲之魚,還包括鹹魚、柔魚、蚵、蝦等等,種類繁多。事實上,大宗魚獲和初級製品,除烏魚(Hardervis)與烏魚子(Hadercuyt)之外,尚有coningvis。荷語coningvis,直譯是「國王魚」,國內臺灣史學界一般譯成「帝王魚」。

《臺灣城日誌》首次出現這種魚,是1646年2月27日記載有1355條輸往中國。緊接著登記15、 27,以及數百條;甚至到1651、1656年,有將近兩、三萬,乃至是四萬條出口,數量有時凌駕烏魚之上。這麼龐大的魚獲量,不容忽視,但學術界似乎談論者不多,說來有點可惜。

首先,或許會讓一般人好奇,為何連區區十幾、二十幾條之魚,都要寫在《臺灣城日誌》上?事實上,《日誌》原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重要公文書之一,它所以鉅細靡遺登錄各種進出口物品或魚貨的數量,通常表示這些貨物與課稅有關,並寫在公司帳簿或其他正式文件上,上呈公司高層稽核存留,與一般私人隨興逐日而寫的《日記》迥然不同。

《日誌》1646年3月27日條即提到:公司職員發現漢人漁民將捕獲的「國王魚」與「午仔魚(vijffvingersvisch, 直譯是五指魚,馬鮁科 ≒ Fourfinger fish)」未經通報即自行運到中國,因此決議往後每條課以2 stuijver,[1]大約等於當時中國貨幣值2分5尖,即0.025兩 [2]的出口稅。

也許有人會因而進一步產生學問興趣,追問所謂的國王魚或帝王魚,在臺灣究竟指哪種魚,民間如何稱之?荷語coningvis,與英語kingfish大體一樣,都是泛指各種魚類,尤其是顏色鮮豔、美味的食用鹹水大魚。根據魚類資料庫FishBase,英文俗名之kingfish是指鰺科(Carangidae),或鯖科(Scombridae)魚類。

魚隻的綱目科屬種分類,對文化、社會史研究者來說,畢竟隔行隔山,強行討論,難免自暴其短。講社會、文化故事的人,比較關心外文文獻中之魚,到底是港邊魚市場裡,或我們日常食棹上的哪種魚。這樣,故事說起來,才比較有影有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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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魚類資料庫中的土托魚 (資料來源請點選這裡)。

二、烏魚之外的土托魚

所以,這篇故事一開頭,首先要探索荷蘭文獻中的國王魚,臺灣民間俗名或土名大概是什麼。曾有歷史研究者告訴我那是黃魚,我請教過中央研究院魚類專家邵廣昭教授,他卻持謹慎態度,認為早期非專業文獻中出現的魚名,若無圖片或插畫就很難確定其種類。專家都這樣說了,那怎麼辦?遇到實物、圖像缺乏的瓶頸,歷史故事豈不是無以為繼?

幸虧歷史學不是自然科學,多少享有人文想像與推論、解釋之特權。運用傳說以及文獻敘述,推想國王魚的臺灣土名,以及繞著這種魚,講述一些臺灣怪異卻尋常的歷史,是人文學術容許的範圍,而且仍屬必要之作業。

國王魚,雖然臺語中有類似俗名,如:皇帝魚、國姓魚。以國姓爺延平王鄭成功為名的國姓魚,是指香魚(clip_image002魚)或虱目魚;皇帝魚是比目魚,有時候甚至也指虱目魚。然而,這些魚,卻都不具有coningvis或kingfish的特色,它們另有故事,下一節再談。若仔細檢討荷蘭文獻所零散描述的國王魚,則此魚之俗名,將近呼之欲出。

《臺灣城日誌》記載國王魚捕獲時間,通常是烏魚季節後的12月,到翌年3、4月之間。荷蘭檔案又云:漁民駕駛舢舨在近海捕撈,範圍從大灣(Tayouan,臺南)海岸到南邊約兩荷里(15、16公里)一帶。[3]前節說《日誌》連十幾、二十幾條亦登錄在內,可推想此魚絕非尋常小魚。

公司決議錄資料也可佐證,資料云此魚「一擔(百斤),或七條」,收取 4 stijver的度量衡費用(weechgelt),可見每條國王魚平均將近十五斤,[4]算是大魚。綜合十七世紀荷蘭文獻所描述的國王魚,可歸納如下:捕獲季節在冬春之際,地點為臺南一帶近海,魚重十餘斤,與烏魚同為荷蘭時代兩大重要魚獲。

進一步再參較後來文獻,如十七世紀末臺灣最早的清代方志《臺灣府志》(蔣毓英纂),書中鱗之屬(魚類)部分,介紹臺澎地區有:「海翁…鯉…鯽…金魚…泥clip_image004魚、烏魚…」等等,泥clip_image005魚與烏魚並列。十八世紀三○年代尹士俍的《臺灣志略》,記載「可利民用者」,也就是能賺錢、食用之魚類,首舉「塗魠」,然後是烏魚、麻虱目。[5]

《府志》的「泥clip_image004[1]魚」,其他方志或排印成「鮀魠」、「塗魠」,民間則多寫為「土托」、「土魠」(thô-thuh , thô-thoh)。清代文獻常言此魚:「為海魚之最佳者,重十餘斤」、「自十月至清明多有」,「冬、春二時」,漁民用縺網在外海捕塗魠等大魚。[6]

中外資料兩相對照下,不論從魚撈時期,或由魚獲地點與魚隻重量來看,本文一開頭所說的荷蘭時代大宗魚獲,烏魚之外的國王魚或帝王魚,大概可推定就迄今仍然可見到的土托魚。土托魚是鯖科,英文俗名中也有Kingfish之稱,讀者可在邵廣昭教授所主持的台灣魚類資料庫網路電子版http://fishdb.sinica.edu.tw查得到。三、魚與歷史人物

Kingfish或土托魚,可是聞名的民生物品。在以前,「澎湖產塗魠魚…肥澤薌甘,海外魚味之絕。官澎島者,以此餽遺,不過一、二尾,意甚珍重。然冬春間海舶經此,市之直廉,未不饜飫而去」,[7]可見此魚是清代絕佳的官場或社交餽贈禮品之一。

十七世紀五○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使節朝晉大清中國,地方官員尚且鄭重以土托魚賜贈遠來的紅毛番。[8]直到今天,土托魚料理依然是澎湖與臺南的著名小吃。

既然聞名島內外,古早以來,攀附的傳說免不了因應而生。封建文人連雅堂說:「國姓魚之外有都督魚,為臺海中鱗類之最美者 」,「或曰延平入臺之後,某都督以此魚進,因不識其名,故錫為都督魚」。[9]照連雅堂所記,土托魚另有俗名叫都督魚,與鄭成功來臺後肆意賜名有關。當然,認真追究起來,這多少是因諧音訛轉,即土托(thô-thuh)變都督(to-tok ),導致傳說如此創造、演義,不足為怪。

傳說牽扯到送魚拍馬屁的某明鄭都督,是哪位官員,也許沒人會關心;不過,清代倒是有位名都督與土托魚有牽連。

《澎湖臺灣紀略》在解釋名產土托魚時,說此魚甚大,「非巨網不能取,冬始出,仲春而止」,「…歲輸餉一千二百兩,提臣施烺倚勢霸佔,立為獨行,每年得規禮一千二百兩」。後面一段文字,重點在陳述澎湖漁民以前捕土托魚,得向政府繳交稅餉;然而,明鄭叛將「太子少保提督福建水師總兵官右都督伯」施琅降伏鄭克塽、拼吞臺澎後,便將此項餉稅據為己有。

稍後,此稅被其他官員奏請歸公,轉作水師提督衙門費用,「漁人多受剝削,頗為沿海窮民之苦累」,十八世紀三○年代,此項陋規才告裁除 。[10]傳說背後,有另一面歷史。施琅將土托魚稅入公帑視為私人特別費(規禮),土托魚當時可謂是施大將軍囊中之物,為「都督之魚」,解釋雖然牽強又離題,卻還有幾分道理。

連雅堂收錄的上述傳說,謂都督魚外又有一種國姓魚。他如此說明:「麻薩末,番語也。一名國姓魚,相傳鄭延平入臺後,嗜此魚,因以為名」。麻薩末就是虱目魚,它的命名來源,有很多說法。起源番語之說,有人認為是臺灣原住民語的「番語」,也有人主張是西班牙人的「番語」。但最有趣的,恐怕是如下流行甚廣的說法。

傳說國姓爺鄭成功打敗荷蘭人後,臺灣人心存感念,獻上最好吃的土產魚。國姓爺不知此魚之名,隨口問:「什麼魚?」臺灣人聽成是國姓爺龍心大悅而賜名,「什麼魚」遂演化為「薩末魚」。不過,這已不是「番語」來源了。

「什麼魚」的民間解釋創始何時,大概不易追考。謹嚴歷史研究者也許會把此則傳說視為奇談怪論,摒棄牆角。不過,民俗或文化研究者卻認為這條口傳資料暗藏歷史問題。至少,我們難免疑惑:鄭成功口中的「什麼魚」,音聲應非官話,而是閩南語「sìa-mih hî」或「sìm-mih hî」,然而,這又與「薩末(虱目)魚 = sat-bak hî」之音韻轉化有點距離。

國家認同議題尚未浮上檯面的七○年代,我聽過另一種版本,講故事者插科打諢說:咱臺灣人獻魚給國姓爺時,話語不通,只聽他講「這是什麼魚啊(zhè shì sàa-mah yú ā )」?咱臺灣人聽做伊給魚號名,sàa-mah(sat-bak)魚的名,就是這樣來的。說話者生動地模仿戰後外省腔當作鄭成功聲音,迄今我印象猶深。這個版本比較貼切解釋「什麼魚」與「薩末魚」的轉音問題,卻不知覺間將鄭成功視為語言難通的新外來者,有違現今的正統歷史認識。

然而,若認真追究如今正統鄭成功歷史圖像,畢竟是十九世紀末以後所構築,與文獻紀錄有不少矛盾,等一下會看到例子。誰是誰非,現此時歷史研究者依然未正面迎戰。

閒話休提。連雅堂說虱目魚因鄭成功愛吃,故又名國姓魚,這與通說國姓魚是香魚不太一樣。至少,清代方志《淡水廳志》就這麼說:「clip_image002[1] (近內山溪澗甚多,俗呼國姓魚,偽鄭至臺始有之)」;但清代文獻卻有提到麻虱目被稱為「皇帝魚」之記載,「然則鄭氏在臺雖無黃屋左纛之事,而帝制自為,亦有其號矣」,[11]顯然意指民間因鄭氏一族愛吃虱目魚,而有皇帝魚稱號。

依照中國文獻所載,兩種魚與鄭成功關係密切,淡水clip_image002[2]仔(香魚)好像是他或他的隨從引進臺灣;但奇特的是,荷蘭文獻也記載臺灣北部溪河中有haring(herring,鯡魚),這haring當然不是海魚,也許是荷蘭人用來指體型相近的clip_image002[3]仔。至於虱目魚,傳說是否說成由鄭成功帶來,暫不去理它。東印度公司領有臺灣時,沿岸一帶倒是有魚塭(oenij= 塭仔, una)業的存在,養殖的魚種,我推測是虱目魚,但這還得經過漁業專家驗證才算數。

四、鯨魚與鄭成功

民間將虱目及香魚,附會歷史人物鄭成功,尚屬於正面說故事。可是,鄭成功還被描寫成鯨魚化身,負面成分就很大了。

明清官私文獻中,鄭家祖孫三代,即鄭芝龍、成功與經,不乏被寫成海上大盜,在明清文獻中被寫成鯨鯢,例如,「大海洋洋久難平,鯨鯢噴浪戕群生。三世孽惡逆顏行,宵旰憂勞不得寧」(施琅,《靖海紀事》),臺灣「往昔荷蘭鳩據,鄭氏螘爭,斯固虎狼之窟宅,鯨鯢之淵藪也」乾隆二十九年明志書院碑記。鯨鯢,辭典的釋義為:即鯨魚,雄曰鯨,雌曰鯢,喻凶暴不義之男人與女人。

果然,有關鄭成功「海上起義」的傳說中,有說凡成功所犯之處「舟至海水為之暴漲」,當時為戰禍所苦的人們不得不轉而求神問卜:「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還預言說這條長鯨「歸東即逝」,也就是到東邊臺灣自然就會滅亡。果不其然,1661年4月,鄭成功率軍攻打臺灣 ,有人先看到「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或傳說「紅夷望見一人騎鯨從鹿耳門入」。翌年,成功駕崩前,部下夢見「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海外」。 [12]

中文文獻說「紅夷望見一人騎鯨從鹿耳門入」,很巧的是,當時公司傭兵瑞士Bern人A. Herport也有類似的紀錄,他說:[13]

(1661年)4月29日上午,臺灣城中士兵看到外城新建堡壘之前的海中,有一男子三度浮沈海面,經詢問後,得知城中沒人失足落海。午後,在Hollandia稜堡城下又見到有黃色長髮海女(Meer-Fraw, meerminne)三次躍出水面,這是國姓爺圍攻城堡的先兆。

臺灣城上,荷蘭公司守軍所目睹的海女(美人魚),是否像中文文獻所說的,先由北線尾稍微北邊的鹿耳門港道進入,然後由臺江內海游到臺灣港(見圖),不得而知。無論如何,東西人士似乎都在歷史現場見到海中怪現象,也不約而同寫入故事。對文化史研究者來說,這段傳說值得吟味,我就留待結論時再說。這裡,我還是免不了流露考證派歷史研究者的枯燥伎倆,有請讀者容忍。

瑞士傭兵Herport所說的「外城新建堡壘」,是指臺灣城外城(或稱下城)第三個稜堡。一般講安平古堡歷史者,通常都忽略這個荷治末期才建成的稜堡,以為外城只有兩個稜堡。至於鯨魚,黃髮,或金髮美人魚游過的臺灣港,清代稱為大港,今日已成陸地,大概在安平區北安路一帶。滄海桑田後,鯨波或美人魚水紋凝固,深埋歷史記憶底層。

五、結構與象徵

海洋故事多,魚龍淺躍水成紋。貿易、海戰是重要歷史曲目,駛船捕魚也許僅是其中一齣缺少高低潮之戲,潮來潮往,長期現實重複。本文將荷蘭時代大宗魚獲coningvis比定為如今仍見的土托魚,雖在方法論上無法運用魚類學鑑定、確證,可是,由長期環境生態結構來看,至少清代土托魚還是當季重要魚獲,我們可由此結構推定荷蘭時代的國王魚,應非此魚莫屬。

結構敘述,似乎是文獻不齊全之近代初期史認識或研究的好方法。由這個理論前提,我甚至膽敢進一步如此演繹。1602與1603年之交,沈有容率兵追捕「海盜」的「東番之役」,獲有「…烏魚、溫魚之類,不下數百金」。[14]文獻中的「烏魚」沒問題,但「溫魚」則不可辨,疑係錯刻之字。

如果此段「烏魚、溫魚」的文脈,與荷蘭、明清的「烏魚、塗魠」屬同一結構,那麼,1580年代以來,文獻上所說「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說成是漁民捕抓烏魚、土托,應該不太離譜。國王魚的故事,或許可加深臺灣歷史的時間軸。

魚類與歷史人物的穿鑿附會,從合理主義的歷史敘述,通常會因「其說荒誕,故不採焉」。老實說,這很可惜。上一節所言東西文獻一起記載鯨魚化身、美人魚之傳說,就表現一種文化象徵的變化。如今成為正面、積極與可愛影像的鯨魚、美人魚,在近代初期歷史中,反而是一種兇惡、引人走向死亡的象徵;歷史影像有連續與斷裂之種種層面,由此可見。

至於其他的魚類,如「黃魚」,在臺灣歷史傳說裡,會說成本地黃魚身長僅數寸,然若看到大黃魚,則相信臺灣會發生亂世。還有呢,清代文獻也記載:相傳臺灣陸上成群奔跑的鹿,是由海中鯊魚所轉化。或許,說故事的人眼見臺灣西部人口多,沿海常看到鯊魚,不易取信,只好推託到東臺灣:[15]

獨後山鯊魚隨潮登岸,即化為鹿,毛色純黃,其孳生者始有梅花點

後山又有另外故事了。


[1] 並見決議錄,VOC1160, fol. 406v.[2] Uytrekening van de goude en silvere munts waardye, inhout der maten en swaarte der gewigten, in de respective gewesten van Indiën. (Middelburg, 1691), p. 12. 據此小書,臺南地區(Tayoan)的匯率:1 里耳(reael)為56 stuyvers; 1 里耳為73分(condoryn)概算而得。

[3] VOC1252, fo l.17v

[4] VOC1176, fol. 842r.

[5] 尹士俍《臺灣志略》,頁88-89。

[6]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七四 ,頁119;《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一二八,頁715 -716;《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一○五,頁211

[7] 《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一九,頁44。

[8] John Ogilby, Atlas Chinensis: Being a Second Part of Arelation of Remarkable Passage in two Embassies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Vice-roy Singlamong and General Taising Lipovi, and to Konchi, Emperor of China and East-Tartary, (London, 16710), p. 168.

(補充說明:原作者是荷蘭人Arnold Montanus,或書上的拉丁化名子Arnoldus Montanus。至於John Ogilby是英譯者)

[9]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一二八,715 -716;《雅言》臺灣文獻叢刊一六六,頁97-98。

[10]《澎湖臺灣紀略/澎湖志略》臺灣文獻叢刊一○四,頁36。

[11] 《諸羅縣志》,頁291。

[12] 文中所述各種傳說文獻,可參見中研院的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中的臺灣文獻叢刊,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13]A. Herport, Eine Kurtze Ostindianisch Reiss-Beschreibung,..sonderlich der chinesischen

Belagerung der Insul Formosa. p 51; 荷文本p. 147.

[14] 陳第,〈舟師客問〉,收於沈有容輯,《閩海贈言》,文叢56,頁31

[15]丁紹儀,《東瀛識略》。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