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8日，今天適逢岳明國小五十週年校慶，又有許多團體來參訪，人手不足，已經N年不曾帶導覽解說的我被召喚來支援，對象是來自台北縣某社區的朋友，聯絡時對方表示有三輛遊覽車，需要二位解說員。原本預定下午二點半到的行程，一直等到四點才抵達，嚇～不是說三輛遊覽車嗎？怎麼是三的二倍，總共有六輛車！二個解說員要怎麼帶呢！？領隊的理事長表示『要聽解說的就聽，不要聽的就算了』既然帶頭的人都這樣說了，我們也不便計較什麼。
有人要聽導覽解說嗎？誰理你啊！六輛遊覽車少說也有二百多人，一下車大部份的人就是往廁所去，比較有責任感的一群，則是趕快找好背景，拉好到此一遊的紅布條，擺好姿勢拍照，還有人自動自發『拆』了我們多元就業方案計畫的招牌，拿去當背景拍照。沒錯！因為經費核銷講究『證據』，這種照片是一定要的啦。（我聽社區工作人員說，還看過有團體來，單拍照就換了三條不同的橫幅哩，一條魚好幾吃，真是『經濟』啊！）
我們兩位解說員頓時成了姜太公，領著願意上鉤的人出發，大略估算，應該沒超過四十位吧，而且，眾人口中直嚷嚷『五點要準時上車』（奇怪，大家這麼守時，怎麼來我們社區的時間會延誤一個半小時？），每往下一個點前進，人數就遞減（理事長便是在中途就給他消失了），最後只剩不到二十位，想來，我們還真是佔了人家便宜呢。
遇到這種來去一陣風的社區參訪團體，心裡的感想是：台灣的社區營造欠缺某種程度的『形式化』，同時，又在某些方面逐漸流於『形式化』。
一般來說，台灣社區組織的運作活動缺乏『形式化』（或稱『標準化』）的概念，基本的組織規章和程序，並未受到重視和踐行，而這些形式，用意是在規範組織成員間的權力，使組織的業務運作制度化，促進其永續運作的能力。
相對地，不重形式的組織中，慣例與自由裁量權被大量採用，充滿人治色彩，致使前後任的社區幹部，往往會對相同的事件做出迥異，乃至後者推翻前者的決策。才會讓我們看到一些案例，原本經營得不錯的社區組織，在幹部改選後遭到『崩盤』的命運。
同時，因為大部分的資源挹注必須仰賴政府部門，在機關行政的運作系統下，民眾參與社造的『形式化』則越來越常見。如文章開頭所述，為了要核銷而辦的社區觀摩活動，主事者完全不在意參與者從中見聞到什麼，又學習到什麼，難過的是這樣的情形，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多（至少在我們社區所遇見的）。
而另一種形式化，則見於補助單位對經費補助的附帶條件，要求一定的參與人數，諸如說明會、上課研習等。這樣的強迫參與或學習，看似立意甚佳，但何嘗不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指導（指令），與社造精神相逆，而或許有人視之為『啟蒙的必要之惡』，不過，學習宜重適度，學其所欲學，對被動員者而言，充人頭或過度學習難道不是一種生命與資源的浪費？
況且，『參與』未必被『授權』，最終決策的形成是掌握在誰手中？資源的分配者？社區組織的領導者？專業團隊？影響力孰輕孰重？在現行政府單位的會計年度與行政法規下，社區居民真正被『賦權』的討論與決策模式，將會是曠日廢時的操作。這也是不得不淪為『形式化』的無奈吧。
前些日子，有某社區的幹部來找我，要我幫他們寫計畫書，並直接言明要讓我從計畫經費中抽成，我明白表示不可能，但可以協助他們自己寫，一方面也試著問他『社區有想過要做什麼？要寫怎樣的計畫嗎？』他表示沒想過，只想到申請計畫補助可以幫社區存一點錢。唉，這恐怕是社造形式化的極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