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實務農，無名典範

念小學的時候，每逢開學，老師總要來個父親職業調查，軍、公、教、士、農、工、商？—公開的以舉手的方式，判定你被擺放在哪個階級，作為老師對你的關照參考。七０年代初的龍潭，基本上還是農鄉，職業別沒那麼多元複雜，做泥水的、工廠上班的是「工」；街上開業、市場賣菜的是「商」、中科院、陸總部的一樣是「軍」，臨到「爸爸是務農的舉手」，我就開始臉紅心跳，眼神飄忽，同村的同學一個個舉手了，我卻心虛的靜默低頭，像個叛徒一樣，接受他們投來質疑的眼光。

當時的軍公教子女是同享優越的一群，僅次於官員或同校老師的小孩，農家子弟仍然是「土」、「俗」、「窮」的代表，如無例外，也是成績單上敬陪末座的一群。我爸爸是農夫也是老師，我當然選擇有利的位置與同伴們區隔開來，但那不安長久以來仍然像道德污點一樣顯眼灼人。

我思索那不安的來由，我爸爸身軀精幹、膚色黝黑，農夫形象大於老師，他對我們學業的表現也不太注重，我印象最深刻被父親打的最慘的一次，也不是因為成績，而是偷懶不去田裡幫忙。那次他從田裡回來把我喚出，二話不說，拿起院子旁曝曬著，還未修枝葉準備作竹竿的青竹猛力抽打，我嚎啕大哭，眼見無人搭救，啜泣幾聲就乖乖跟著他往田裡去….印象中，父親的攝人威嚴就只出現那一次，其他時候他都是沈默少話、溫和敦實的。

我家兄弟姊妹雖多，人手照說不缺，但年齡拉長，大的已出外工作，總是小學、國中、高中在學的為幫農主力，但一甲多水田地幾分茶園地，父親白天教書，下班務農，晚上巡田，無一時閒。媽媽呢？裡外兼顧，還要趁隙生八個小孩（有幾個是在田裡或茶園「蠢蠢欲動」，提醒媽媽回家落地的）。

我們是鄉野田間長大的小孩，蒔田插秧、除草、割稻、曬穀、採茶、賣茶菁….，每項農忙也有我們小小的身影，或幫雜役或偷閒玩泥巴。大塊農閒時光，大人仍無暇看管（天啊！他們怎麼那麼忙！），我們長幼有序，大的帶小的，組織團隊、南征北討、探險、拓展地盤、交涉、分合斡旋，社會田野經驗充足豐富，也自田間忙碌的長輩身上或多或少吸收了寶貴的土地智慧。

這些一直不被主流價值觀認可的「知識」及社會經驗，我們功課較好的，長大之後，有些懂得將之自珍，成為我們的能力、自信來源之一，以及「另類文化資本」。「我可是有做過農事的讀書人呦！」我常自傲示人的農事經驗，也常挑撥我，爸爸是有讀到書的農夫，而我是剛好有幫過農事的讀書人，兩者的差距也是世代的差距吧。現在年輕的讀書人下田務農的，是選擇背向主流價值逆勢操作的人生，多少帶著優越感，甚且，台灣農業環境的惡化，更讓人免不了對其投射理想性的期待，以時代造就的英雄看待。

相對於這群自覺、自主甚高的「農業文化工作者」，像父親一輩仍在務農的老農，只是一種看不得田荒，或是習慣使然，或是剩餘價值的再利用（不符合休耕補助條件），對他們而言，社會沒賦予他們專業地位、也不享有文化的光環，他們一輩子的務農人生，只是營生。選擇繼續耕作，充其量只是日暮西山前的奮力一搏，自己燃盡自身的剩餘價值，為自我負責的人生，保持一種尊嚴。
八十幾歲的父親，看不得田荒，放棄耕作對他而言，跟戒煙一樣：「沒必要」。

農耕機械化後，紮禾稈，是懷舊也是用來娛孫的休閒活動。

現在，被動繼承農地的中壯後生，面臨農地的釋出利多，要他們堅守農業談何容易？田地營生困難，文化使命太高調，他們與那群有「文化資本」的耕田人不同，繼承了田業，繼承了宿命，隨政府農業政策的波逐流，這些無面目的大多數農夫，很容易被污名（好吃懶做任田荒、賣祖公業…，農村社會網絡的輿論壓力）。

如果台灣的農業要逆轉勝，除了靠政府還應該寄望他們，他們可不是被美化的農夫代言人，他們要營生誘因，要從與田地的相依為命中求生存，大多數的他們固守下去，「農夫」的社會地位提高，台灣的農業才能談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