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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農村分析何以有助於對抗農再條例

立法院於去年底已完成「農村再生條例」一讀，整整 2000億的發展基金將倒入台灣的大鄉小鎮。然而，這究竟是啟動繁榮的大紅包？還是毒死農民的糖衣毒藥？

審視35條文字，完全是掛農村再生的羊頭、實出賣農地的狗肉。它指涉關鍵點並非「農業」用地，而是農地非農化之後的利用。數月以來，許多關心社區、居民運動及環保生態的伙伴已深入農村，向農民就農再條例中的「農村規劃、土地活化利用、整合型農地整備」許多條文細節對農村、農業未來可能產生的惡劣影響，進行分析和說明。

但社區運動的夥伴們可能已發現，當我們愈將重心放在細節的條文上，卻愈會排擠我們討論整體農民生存改造出路的時間與精力。縱使農再條例再急迫，我們仍需要有整體想像的反抗運動，若被引導到細節的條文批評的方向，恐有可能造成失之瑣碎、見樹不見林的結果。

要讓反農再的問題清晰、化繁為簡。我們就需先認識今日農村的問題、病因，以期能夠更好的對症下藥。

有機栽培仰賴多種作物間與昆蟲微生物間互相配合，多元討論有助於釐清農村各種可能。

將農業問題抽絲剝繭

首先，我們先問農民、農村與農業的三農問題之主體是誰？很清楚的，它必須是以「農民的生存」作為第一要務。故任何問題的發問、答案都應圍繞在農民身上。然而，當前的農會、合作社等營利型組織僅能被視為營利的事業體，他們不是由農民自己組成、以農民為主體，且具有農民社會權的社會組織。

其次，深究政府積極推動農再的動因，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機（金融海嘯只是它的冰山一角?），使得國家機關必須在維持現有積累體制的需要下強化統攝力量，以利資本對農村的生計、自然進一步剝削。而其執行單位既是既有的地方組織，包涵了過去的農會、及農再條例下被擴權的農委會及其下屬機構，更加上理應裁撤的水利、水保單位。

最近，新政府更利用農民對「生產」無望的心裡，藉既有的農會或社區組織鼓吹土地改革、社區營造，以為可以在社會安全網失能的狀態下、不求改善也能為社區帶來新的工作機會；甚至最終靠出賣土地換取的退休老本。

國家機關正是藉由提供利益給農會或社區工作者，使其作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掮客」（或譯中介角色，杜贊奇Prasenjit Duara。1993），對上獲取利益、對下勸說服從。而國家不僅藉由經濟控制農村，更透過意識上破壞傳統農村的權力的文化鈕帶（culture nexus of power，或譯權力的文化網絡。杜贊奇。1993），並操控新的鈕帶關係（即俗稱的樁腳），來重構建立恩庇侍從，並將掮客利得與壓制農民的行徑化為隱形。

上世紀農村社會的中介人

然而，上述由多重掮客中介所架構的農村權力關係，並不是僅出現在今日的台灣的獨有現象。

杜贊奇早在1900-1942年指出中國農村中即已存在了此等內捲、停滯的現象。但他發現農民並非被動的接受擺佈，而是會透過象徵的符號，對之進行增添而賦予意義，進行抵抗或反抗。（杜贊奇。1993）

當時的中國，從滿清到國民黨的早期，國家因無法確切收到稅款，面臨發展的停滯；為了提高徵稅的效能，國家透過或利用贏利掠奪型掮客──加上日益衰退中的保護型掮客──共同代為收稅的政策。

所謂「贏利掠奪型的掮客」：是指以獲取「利潤」作為目標的民間中介者，一種戕害生民，為農民所排斥的中間人。其中也包括了其他食利者及當時的當舖、行會等。

相對前者的是「保護型掮客」，他們較以社群的福祉自任；以獲得地方對其崇高的榮耀尊崇地位為服務旨向，並非為短淺利潤、物質利益所驅動。其威信（不是權勢）乃建立在農民對其文化資本的信賴與凝聚上；即由社群傳承的「權力的文化鈕帶」賦予其正當性。他們的代表人物包括宗教、宗祠的領導人或退職官員、在地仕人。

保護型掮客也是農民有意識推舉出，以作為抵制被贏利型掮客剝削的對抗手段。這個抵制和抗爭的失敗，導致了土豪劣紳的橫行；最終帶來了國民政府農村統治的破產。

歷史將永劫回歸或超越？

然而，一個世紀過去後的台灣，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今日，贏利型掮客卻改換了新的面目頑強再生（如今日的農會組織、部份的社造機構）；然而架構在傳承性的「權力的文化鈕帶」之上的保護型掮客卻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正式、貌似中立第三者的地方官僚機構，或親官方的非政府組織（GONGO）。

而當代的營利型掮客的經營目地也遠超過收稅的範圍，他們可能是已整體地承攬了國家所有外包的政經責任。以農會來說，就是各種生產需求、補助的申請代辦機構；就社造協會來說，即成為了社區營造事務的代理執行者。

或許，有人會說反駁：社造者對農民多所幫助，怎能稱之為「掮客」？

但事實上，所謂掮客的定義並非其服務的主觀出發點的善惡來區分，而是由客觀的法權性社會位置來定義。亦即只要是作為國家與人民間的「橋樑、折衝者」，就是中介性的掮客。我們只是進一步從其服務背後的利益流向與「階層立場」來區分其為保護農民或者從之圖利的掮客。

另謀出路的社會性農民組織

此外，從一種巨觀的角度，我們會看到無論是保護型或者贏利型掮客，只要是為了國家利益進行代徵代收；其政治效果多不免成為讓國家的控制與榨取能力提高的共謀者──即令保護型掮客也不例外。

是故，當台灣有良知的社造工作者，開始批判國家對農業的剝削，並構思一種「以重建社會性的農民組織」為目標的改革策略時，他們首先必須面對的，即是從歷史經驗中所體認到：「究竟，社區工作者是國家與農民的中間人？或者是社會性農民組織的協同者？」

倘若是後者，我們就要從「國家—社造者—農民」的三角關係，轉化為「國家—農民、社造者」的二層關係。後者的農民、社造者必須發展出一種挑戰既有邏輯，以人民的利益為第一優先的社會關係。它必以社會權來挑戰國家的權力統攝，亦即藉由非贏利、互助共生的社會網絡來挑戰「贏利」的市場經濟；以及剋制犧牲三農長遠利益的政權短淺操作。

這「社會性的農民組織」的首要目標，就是讓農民具有決策的權與能，更重要的，是由農民來執行自己決定的政策；透過分辨、反省、從事自力建構、組織社群生計、動員的社會運動。這種結社更是一種非盈利的生產機構，在滿足農民的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時，藉由交換的方式幫助社會其他弱勢者。

在生產上：農民集體討論並規劃、分配各自耕種的農產品，以避免追高市價、生產過剩。

在銷售上：反擊菜蟲、盤商的層層剝削，藉由農民的力量，將農產分為兩部份，一部分藉由自己建立的運輸、銷售單位販售，另一部份作為與其他社會性組織交換，在幫助其他弱勢者的同時，彼此交換日常必需品。

這些組織與動員，正可與今日廢除引鴆止渴的農再條例的抗爭相結合，將2000億元轉化為有長遠視野的基金，逐步提供給社會性的草根農民組織來使用。

這些工作必須由農民與大社會的共同利益者（Stake Holder）共同來承擔。尤其在這波失業潮之下，城鄉的交流與合作更為重要，也更加迫切與可能；在更多知識分子回到家鄉的情勢下，他們的知識與經驗必須在向農民學習的實踐中受到檢驗，才能同時挑起生產與社區規劃的雙重角色，而這種一人多工的角色分工，也正是將社造的權力由社造工作者下放到農民身上的實踐，他們必須透過相互間的民主監督，來落實新的社會關係與生產方式。

更重要的，「社會性農民組織」足以抵抗官僚政府的基礎，正是因為他架構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之上，只有讓人民真正的掌握社會預警、監督、審計與訴訟的四項功能，且能看到自身力足掌握的農村生產新願景，農民、農村與農業才能脫離外在於他們的破壞性力量的盤剝與衝擊，一步步走上復甦、再生的道路。

杜贊奇。1993。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

附註：從權力的文化鈕帶的角度，對不同時代的國家統攝進行分析

	1900-1942中國	1942-2008台灣	未來
目標	封建及民國的國家發展	資本主義發展，以農養工；以工廢農	反對資本主義的人民性社會
狀態	內捲/停滯：農村治理破產	內捲/停滯：農村衰蔽	草根人民的生存自救
原因	官僚制度無能，無力收稅、盈利掮客獨大	週期性產銷危機；人口外流、土地流失	已見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停滯、必須改弦易轍
解決出路	農民革命	受制於贏利掮客的掌控能力；國家機構財稅危機輪迴	重建草根性的人民組織，讓農民活下去
負責人	強取豪奪的贏利掮客（非在地資本/官僚利益）v.s式微的保護掮客（地方士紳）	贏利掮客（農會推展組織…）+地方及中央官僚（gongo）v.s.微弱的保護掮客（有覺醒力的社區工作者）	草根性人民組織+保護人民組織的掮客（有覺醒力的社區工作者）
權力的文化網路（文化紐帶）	傳統地方宗族、宗教性所凝聚的威望所形成保護型掮客，是為剩餘的社會自衛機制與力量	保護掮客的文化鈕帶所形成的文化信賴已被破壞。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官僚及農會等選舉樁腳的操控與宰制	建立主體意識：發展具有人民性的文化鈕帶，使得農民能夠利用在地智慧掌握決策與執行權，成立民主組織；結合保護型掮客，使他們成為輔助草根性農民組織的正面角色。共同努力廢止一干「農再」或其他類似條例

〔台灣社會論壇〕將於3月28日舉辦──「揭露農再條例，尋找另類出路—以社會性的農民組織扭轉滅農政策」論壇，論壇中將針對杜贊奇與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等內容多作分析，詳細訊息、論壇資料下載請點選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