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議農村再生條例:為何基層抗拒？

要讓弱勢的農村社區分配到更多的國家資源，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對《農村再生條例》的立法心存疑慮？為什麼有那麼多抗拒的聲音來自基層社區工作者？

我們都知道，法律是一個社會過程，是各種社會力的拔河賽。「法治國」不可能一步到位，中間一定要有「發生」的過程，有「社會生成」的階段。動不動就立法，容易流為法律形式主義。

政府透過立法推動政務，法律一旦制定，就必須一體適用。但是，台灣319個鄉鎮，各鄉鎮基層機關良窳不齊，我想這是大家最大的焦慮。《農村再生條例》的原始設計，雖然有意繞過鄉鎮層級，但是，任何對台灣地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以當今地方勢力的狀態，這是繞不過去的。

台灣農村社區的問題，除了美觀、衛生的問題之外，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基層權力機構的問題。眾所周知，當今的基層權力體系，從鄉鎮長、鄉鎮民代、農會、水利會，乃至村里長、寺廟的廟公廟祝，很少不被黑道、地方政客、開發商三者結合的勢力所把持，《農村再生條例》一旦下放到地方，必然很快成為地方勢力角逐的標的。

農再條例雖然強調由下而上，社區自主，但是，由於基層民主已經嚴重敗壞、腐化，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在地方勢力的宰制之下，很難不淪為一場虛假的遊戲。

政府要透過立法推行政務，但是如果無法掌握社會力的生成與發展，法律一旦到了地方，恐怕很快就會走歪走偏。《農村再生條例》不是不可行，但是如果無法迴避地方既定勢力的干擾，如果無法阻擋黑道、地方政客和開發商介入爭奪利益，那麼，一旦執行，恐怕反而會成為農村社區的浩劫，成為地方基層權力組織貪腐的溫床。

我們要強調的是，法律有其生成發展的過程，草率立法，恐怕淪為法律形式主義，一旦下到地方上無法執行，或遭到地方勢力刻意扭曲，恐怕反而折損法律的威信。

《農再條例》爭議太大，已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分裂。在立法、執法之前，可以考慮由中央政府依現有職權設定專案，先在台灣北中南東各找幾個試點，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現行版本的精神和目標，進行實驗、對照，爾後總結經驗，再考慮如何全面推動，讓「富麗新農村」的想像得以進一步落實。

如此一來，立法雖然暫緩，卻不是延宕。因為透過試點實驗，得以讓交織的社會力充分展現，讓法律的生成過程更為完備，這是國家之福，也是人民之福。

（本文轉載自「立報」0429社論）

地方偏好工程補助，四處可見休憩涼亭，未必符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