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被捲入全球貿易下的各國農業，都面臨許多困難的問題，日本與台灣都屬於耕地面積不大，土地成本昂貴的國家，以下這篇文章轉載自「紐約時報」2009年3月28日的報導，或可與台灣的狀況互作對照。
日本的農業危機
日本海沿岸有著廣闊的平原地區，那是這個國家最為重要的糧倉之一。在豐沛水源和肥沃土壤的眷顧下，整齊的稻田為此地的早春時節鍍上一抹金黃的色彩。然而，這裡卻並非完美無缺。
在田地中勞作的農民越來越少。視野所及，荒蕪廢棄的耕地隨處可見。由於土地狹小，加上水稻價格下跌，許多稻農發現種地並不划算。
日本務農人口老化嚴重
海那邊吹來一陣冰冷的風，五十七歲的農場主鈴木仁站在擁有四百五十年歷史的自家農場裡，對記者說道：「日本的農業沒有金錢，沒有年輕人，也沒有未來」。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正在成為一個中風病人，農場主們遇到的煩惱正是這種總體感覺的象徵。經濟學家們認為，面對人口結構老化和長期低增長帶來的挑戰，這個國家試圖通過燃燒早年積累的豐富財富維持現狀，而不願做出根本性的變革。
「日本的農業危機預示著整個國家的未來」，東京瑞穗證券經濟學家康成野表示。
許多農場主和農業專家認為，日本農業正在快速走入某種絕望的境地，這是人口下降、貿易自由化和政府財源耗盡的結果。他們將其稱之為自二戰以來最大的農業危機。在莊內町（Shonai），耕地價格在過去十五年中下跌百分之七十，另外耕種者數量自1990年以來也縮水一半。
據日本統計局記載，作為這個國家傳統上最為主要的糧食作物，其稻米產量在最近十年中下降百分之二十。這對整個國家都是一種警報，目前該國百分之六十一食品需要進口。
農業地區最大的麻煩是老齡化問題。據農業省統計，日本三百萬耕種者中百分之七十年齡在六十歲以上。自2000年以來，暴增的財政赤字迫使東京削減曾支持鄉村經濟的公共開支項目。另外，猛烈下滑的出口正在消滅許多農業家庭賴以擴大收入的工廠職位。
雖然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令情勢雪上加霜，但問題的根源在於日本的農業經濟體制，那種小規模、無效率的家庭耕作方式可以追溯到二戰末期。而且，儘管許多農場主和農業專家認識到這種體制已經在崩潰之中，但一些既得利益者和因循守舊的人一直阻止變革的發生。
現在的問題在於，某種類型的突破是否可以達成。
對執政方向不滿
在日本的政治金字塔中，統治這個國家超過半個世紀的自民黨站在巔峰，而農村選民正是他們的基礎。今年九月初，自民黨預計將在大選中面對主要反對者民主黨的嚴重挑戰————這可能是個標誌性的改變。
在莊內所在的山形縣——北方水稻高產地區，這類跡象仍然難以辨識。
當地一家建築公司的老闆工藤隆表示，他仍是自民黨議員的忠實支持者，因為議員們投資了當地項目，這不僅幫助了當地經濟，也有益於他的公司。然而，他還表示，最近十年中，他的公司銷售額已經下降三分之二，這迫使他解僱了二十三名僱員中的半數。
他說，世道如此艱難，當地神社已不再為夏季慶典僱傭樂師。而且本地居民認為遭到自民黨的遺棄，因此導致選舉支持組織的會員數正在下降。但居民們對反對黨也並不買賬，對此他解釋說，與執政黨一樣，在野黨也缺乏明確的方向。
「人們的反應是對政治失去信心，而不是改朝換代」，四十五歲的工藤先生認為。他正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頭頂上方掛著一幅所在選區自民黨議員加藤紘一的照片。
儘管如此，要求給民主黨一個機會的呼聲越來越高。今年一月，一個不為人知的學校董事會成員以反對黨候選人身份取代自民黨候選人，當選山形縣知事（縣長，譯者），但過去這個位置一直由自民黨把持。
「有一種看法認為，自民黨正在疏遠真正的鄉村問題」，山形是一家市場研究公司——荘銀総合研究所主管細野剛史表示。
在削減公共開支和貿易自由化方面，許多山形居民認為該黨已經走的太遠，細野先生指出。這是一種不滿的體現，近年來，當類似東京的城市繁榮興旺的同時，農業地區卻日益衰落。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自民黨在推動變革方面走的還不夠遠。他們抱怨說，該黨及支持它的地方組織正在妨礙當地農場主們做出挑戰現狀的重大改變。
耕種稻米並飼養生豬的齊藤一志是這些革新者中的一員。六年前，他試圖通過註冊屬於自己的小型合作社，與日本農業地區最有權勢的機構之一——國家農業合作社競爭。當時他聯合了一百二十名不滿國家合作社的農場主，這些人認為後者僅僅致力於向他們推銷昂貴的農機和肥料。
不過，當他試圖註冊新公司時，主管農業的官員拒絕經辦此事，於是他的計劃胎死腹中。
照片：日本，山形縣，齊藤一志站在稻田裡，抱怨自民黨政府不願進行必要的改革。
齊藤先生與其他農場主都認為，創立更大、更有效率的農場明顯是治療農業弊病最好的藥方，但政府為此設置了障礙。目前，平均每個日本商業農場佔有四點六英畝商業耕地，但在美國，這個數字是大約四百四十英畝。
儘管政府也認為這種聯合是必要的，但齊藤先生和其他人都表示，他們積累土地的努力受困於對農田的價格支持，該政策傾向於保護擁有小塊土地農場主的利益，卻令土地昂貴得難以購買。許多農場主認為，對於產量的限制旨在通過支撐稻米價格保護小型農場主，但這讓擴大產量變得困難。
而且，即便有價格支持，但日益弱化的進口限制，以及由於日本人飲食習慣改變而造成的需求下降也讓稻米價格走低，無論規模大小，農場主們的利益都因此而受損。這種上升的不滿不僅針對自民黨，也殃及強大的日本內閣，他們傳統上一直在指導這個國家，但現在來看他們似乎沒有能力引導人民走出泥潭。
「戰後依賴東京的時代顯然已經結束了」，莊內市長真原田表示。
齊藤先生本人耕種四十畝土地，然而他那擁有四百五十年歷史的私人農場面積四倍於此，其中絕大多數都已被他出租給退休的農民。但膨脹的土地價格，對稻米產量的限制，以及日本高度機械化耕種的高昂成本意味著與較小的農場主相比，他耕種的土地越多，金錢的損失就越大。
「如果得到健康的再造，農業可以復甦當地經濟」，東京大學農業教授本間正義認為。「但如果沒有變革，它會一直衰落下去，直至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