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環境倫理

環保議題成了廉價福音？

2010 年的世界地球日堪稱是熱熱鬧鬧地過了，我們會看到在這幾年裡，它要走出那種環保運動的悲情與激昂，而試著擁抱向來無感的社會大眾。它企圖透過一種生活化的方式來向人們展現環保的親和，但卻很可能走進了迎合狹隘心靈的死胡同。

它形塑了一個讓大家都能夠扶轎、鑽轎腳、藉此展示╱催眠自己對於環保的關心的機會；它也要盡量地降低門檻以使得那些嫌麻煩的人也願意參與進來。它要廣泛分送一種「只要……就可以……」的環保恩典，來安慰與鼓勵那些整天只掛念著自己的人們──它不知道這其實正支持著政府從過去以來的「舉手之勞做環保」口號背後欲模糊焦點的陰謀；它不知道熱臉選擇降溫來將就冷屁股的結果是組織的壞死；它不知道迎合大眾的結果其實是更加地孤立自己。

又或許它知道！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顯出那些特別投入環保運動的成員的偉大高潔，唯有如此才能藉由唾棄這個世界上的人們而站在崇高無我的彼端，唯有如此才能夠好好地累積那些無形的功德──啊，殊不知貧窮與失敗常常也是人們很好的裝飾，它們不但可以幫助催眠自己是在過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享受（也只接受）一種與眾不同的價值觀；它們有時候還可以讓別人辨識出我是悲劇英雄，滿足了觀眾看戲的慾望與自己演戲的慾望，這就是另一種環保的「雙贏」策略。

當然，在這氛圍裡，有更多的人會選擇運作兩手策略；換言之，他們什麼都想要一點。他們可以一邊耽溺在資本主義的物慾生活裡，又一邊崇拜Che Guevara。他們可以滿腔熱情地談論席捲而來的生態危機與政府帶頭破壞環境的可惡，講述可歌可泣的環保英雄列傳與受壓迫民眾的苦痛，然後就僅此而已並繼續他們的尋常生活。

他們會有意識地挑選一些環保裝飾來增添自己的生活品味，但在一般人的時尚消費上也絕不落後。他們會搶背都蘭國小的書包但卻對自己城市以外的世界認識貧乏。他們會特別關注有關生態環境的相關資訊但往往只是用來權充聊天話題。他們對因著生態問題而受苦的人們──甚至包括自然──非常敏感，但卻在何謂正義的問題上敷衍地訴諸直覺。

他們會以參與許多自然體驗活動、涉獵許多自然生態書籍影片為傲，但卻對如何在人類社會中思考那被自己說得口沫橫飛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則不感興趣。他們一談到全球暖化所可能造成的人類危機，眼睛就亮了起來，但卻嫌棄──也可能是有意地抹黑──處理人類事務的政治是無聊汙穢而應當遠離的。

所以，他們當然會樂見這個時代的環保是以如此軟弱的姿態給呈現出來的。環保是那麼樣地廉價，好像輕輕一扭就真的會有很多快樂的動物跑出來一樣，好像一關閉電源北極熊就能得到喘息那樣，好像一撿起垃圾這個世界就得到更新那樣，好像只不過在網頁上點幾下人類命運就再度有了希望那樣，好像我掏出個五百一千這一切就成了那樣。

喔，環保議題從哀歌變成了某種福音──原來愛地球這麼容易！

■photo by wikimedia（CC：by-sa）

只要熱血一天的環保流行

問題是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個世界的危機總是呼喚著我們要付出更多而非更少，這裡頭總是存在著更巨大的無奈與悲情──一個真正關心環境問題的人最深刻的感觸常常不是他所面對的敵人的顢頇與殘酷，而是身邊的、這些所謂的「同胞」的冷漠與愚蠢。

於是他就知道這不只是抵擋幾個開發案、甚至是政權輪替的問題；他的敵人可能就是家人、朋友，以及其念茲在茲的人類中的大部分，這種反動的力量是如此地強大，以至於他真不知道要憑著什麼生出信心來。但是，這叫人怎麼說出口呢？這難道不怕會嚇跑了那些對環保似乎開始有一點點興趣的群眾嗎？我們豈能叫大家都來當殉道者呢？

對此，某些研究環境教育的學者就開始呼籲要對民眾進行「培力」、要他們從實踐小事中生出信心來。但這種心理學方法常常是不足的，除了現實世界存在著太多的變數之外，此類研究也往往忙著記錄過程與反應而無暇對行動的對錯做後設的倫理學反省──沒錯，這裡說的就包括了讓人哈欠連連的環境倫理反省。

我們怎能叫大家都來當捍衛環境公義的精兵呢？因為當我們要開始講道理時，這些新兵就先被瞌睡蟲與不耐煩蟲給攻陷了。然後就會開始有人表示意見：「你們可不可以不要講這麼多？能不能直接告訴我們該怎麼去做？我們想知道的是實際行動的方法，不是這些道理」。

《聖經》裡有段與此相應的敘述，一位看似熱心的少年官詢問耶穌自己還可以做什麼，耶穌這麼回答他：「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可10：21）──於是我們就對「今日的環保何以如此軟弱」有了一個解答，因為那位少年官「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可10：22）。

誰願意放下自己所有的，把公義當成自己的職業？誰願意壓抑自己的各種需要與慾望，把別人的煩惱當成自己的、把別人的痛苦攬在身上、像愛自己那樣去愛別人？……

這就是我們喜歡地球日作為一個節日的理由，因為它只有一天，這一天我掃掃地、撿撿垃圾、忍受短暫的不用電、參加個相關活動行禮如儀即可，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這就是我們喜歡環保朝向通俗化方向發展的理由，我們不用為它付上太多代價──以至於我在朋友面前也不會遭受那種看待「環保人士」（這通常是用負面的方式陳述的，意思是不正常、龜毛或不合群）的奇異眼光。

這就是我們喜歡環保只是一種流行的理由，因為流行必定會過去，並且人生或許可以熱血一次，但不必血流滿地。

如果，我們可以開始反省

所以啦，只可惜幾年前出盡鋒頭的Al Gore沒有長得像Che那樣帥到掉渣，否則大家應當會樂於蒐集他的相關產品。所以啦，當某些環保團體批評近來火紅的全球暖化紀錄片內容有誤時，他們就要發現大家其實沒有那麼在乎這回事──拜託！怎麼有事沒事要來澆熄我們圍著取暖的火堆！你們不知道重點根本不在於內容正確與否嗎？

這話是不錯的，難道你以為每個禮拜看一兩個小時的國外新聞片段剪輯就真的是在關心世界大事嗎？當我們的眼睛離開電視之後我們對於世界問題的關心感往往也就隨之消失，殊不知畫面裡飢餓的人仍繼續飢餓、受苦的人仍繼續受苦、被逼迫的人仍繼續被逼迫──他們的痛苦並沒有隨著節目結束而停止。

這裡頭當然也有種新奇感的成份，以致於觀眾常常得要換換口味。如果像是中部科學園區或離島工業區或蘇花高速公路這種歹戲拖棚的議題它當然就難以讓人堅持關注下去了，而莫拉克風災的後續問題亦然。對此，讓我們假設台灣的環保問題就僅僅關係著人類──雖然我總不願承認這令人慚愧至極的落伍事實，但許多人的理解大致是如此──那麼讓我們借用Bentham的語氣這麼說吧：問題就不在於「我們還有蚵仔煎吃嗎？」，也不在於「我們還有摩斯漢堡吃嗎？」，而是在於「我們在乎人嗎？」。

許多生態災難不斷地發生，而不變的是其中的人權遭到漠視與侵害的問題；我們可以今天聚焦這個、明天看看那個、下禮拜再關注另一個，但不變的是人權應當在台灣社會得到高度的重視。換個角度來說，當我們其實一點也不在乎人權時，我們還能對身邊這些不斷地冒出來的議題有什麼期待呢？

倘若我們要說「不！我們關心！」，那麼我們也常常是不一致的。因為我們就長期漠視那〈世界人權宣言〉裡所表達的無罪推定原則，以致於我們會任憑許多像陳水扁這樣的、未經三審定讞的被告被長期羈押、讓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權益蒙受損失。

在這些事情上，我們要麼不是已經假扮法官在心裡將他們定罪了，就是選擇畫清界線與冷漠，選擇忽視我們自以為關心的人權議題。這個案例當然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一個能夠長期受到媒體關注的個案都遭到如此對待了，我們如何期待其他被新聞媒體「用過及丟」的人權議題能夠得到多麼大的關注與改善？相思寮？「誰理你們！」。

所以，讓我們承認吧，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在乎人權，我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在乎自然生態和環保，我們其實更在乎我們自己。我們其實只是湊熱鬧地「漂綠」一下，只想當個廉價的環保人士，感染一下新時代的脈動而已。如果2010年的世界地球日可以幫助我們反省到這個事實、重新發現自己其實面目可憎、甚至進而認錯，那麼，我相信這就會是真正地屬於台灣的地球日的開始。

電影：文化的產物

在 2009年台灣設計博覽會的國際設計館裡，或許就因著其展示的簡陋而瀰漫著一股驕傲的氣氛，並且這氣氛就以英國展區為最──我們能想像台灣在國際設計展覽裡就只擺出兩台電視來播放影片嗎？倘若如此，我們或許還可能歸因於台灣官方在國際舞台上向來難以伸展的緣故。然而英國這個強國並沒有這樣的問題，但它卻也就僅僅提供了兩台電視與一部影片，作為其主要的、靜態展覽的內容。而也就是這部播送著五十年來英國的各種頂尖廣告、建築、服裝、設計、流行藝術、電視電影等作品的《Love & Money ─ 50 years of creative Britain》短片，充分地讓人嗅到國際館裡的那種驕傲氛圍。

我們或許要不滿意這樣的呈現，但我們卻也無法無視於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的國力──因為無獨有偶地，同時間在台灣巡迴展出並吸引大批人潮的，正是紀念英國博物學家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200歲誕辰與《物種原始》出版150年的特展。或許我們要對這些展覽抱持著正面的態度，認為這將有助於開拓我們的視野；但我們或許也會在這種「文化力量」的展示下湧現許多悲哀。

無疑的，台灣自過去以來的經濟成就讓我們有越來越多認識這個世界的機會，台灣逐漸消費得起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產品──甚至也有競逐其中的頂級產品的能力。對於許多世界級的藝術表演、各式各樣的名牌的享受，都已經難不倒台灣人，至於那呼應著消費性電子產品的3D潮流的電影與聲光體驗，就更不過只是小菜一碟。

最近吸引著許多觀眾欣賞的電影《阿凡達》（Avatar）則是另一個鮮明的例子，台灣觀眾在該片於英國上映後不久──甚至還早了美國一天──就能欣賞到這部以許多先進電腦動畫技術打造而成的3D立體電影，當然，我們於是也就能夠很快地對這部電影做出討論，甚至是很快地給出許多批評。

對，我們會批評《阿凡達》這種非得要一個男人愛上女人才能產生不惜以寡擊眾、奮力一搏的劇情實在老套；我們會批評這種商業電影在闔家觀賞的期待下、主角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安排實在俗氣；我們會批評這種因為一方滿腦子只存在利益與征服，於是壓迫了原本過著幸福快樂、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生活的人們，進而造成兩方的衝突和犧牲的環保題材，幾乎是不必演、我們也早就看過的。

對，我們看過，我們其實很容易在國外的片子裡找到這種環保題材，但事實上這些環保題材都是舶來品；事實上我們連這種用膝蓋都可以想出來的腳本、這種聽到耳朵快要長繭的環保教條都拍不出來（噢，光是《海角七號》偷渡了一個BOT字眼就讓某些人高興不已）；

事實上這種在美國已經算是老掉牙的環境人權議題在台灣卻還只有小眾在苦苦耕耘、且未必為大眾所知（但我們卻批評它老套？）；事實上同樣在美國算是陳腔濫調的這種科學主義與浪漫主義、與有機論、與泛靈論、與有神論之間的衝突，它們都不是台灣常見與常被討論的議題（但我們卻對這種題材感到厭煩？）。

環境倫理思想的發展在西方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某些激烈的環保行動即是從這些思想轉化而來，至於會出現在電影這種娛樂產業裡的，其實已屬這思想洪流的末端。但我不明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連這思想洪流的「上游」都還看不到在哪裡，我們卻已經跟著美國人在對這種環保議題大打呵欠了。

我們或許真要感嘆，是什麼樣的文化會願意斥鉅資──相對地也有願意欣賞的觀眾──把《明天過後》、《不願面對的真相》、《企鵝寶貝》、《搶救地球》（Home）等影片推上大銀幕？又是什麼樣的文化明明空空如也，卻又還能神氣地嚷著「太多」？（我們想在大銀幕上喊出搶救地球之前，還得先面對搶救國片的問題）

浪漫主義與科學主義

總的來看，電影《阿凡達》主要是借用了英美環境倫理思想裡的兩個傳統，而這兩個傳統對西方世界的觀眾來說其實都並不陌生。首先，Na’vi人與其所在的 Pandora星球即顯露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氛圍，他們重視人與自然物之間的情感上的交流，以致於兩者之間可以透過相互連結而獲致精神上的相通，而不僅僅只是我們所慣見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馴服與駕馭。

在這個意義上，納美人對自然的有情與地球人對自然的無情是區別開來的，後者是繼承了René Descartes（1596-1650）與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思維，他們要因著自然物缺乏「反思」能力的緣故而貶抑著自然──以致於自然就僅僅只是「東西」了。於是，馴服這自然而從中獲取資源、使自然對人類做出服務，這對人們來說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相反地，在Na’vi人所展示的那種浪漫主義──它其實類似於美國浪漫主義的相信──裡，它就不僅僅只是生態學意義上、萬物緊密地相互依存而已，它要──就如美國文學家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與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所敘述的──相信有一種在人的經驗之外的、宛如上帝那樣的力量──「超靈」（Oversoul）──存在於各種自然事物之中。

並且，透過人的直覺──而非理性或科學，人們就能夠從物理表象與事物的秩序中察覺到宇宙存有的趨勢傾向（Emerson，1983：7；Nash，1989：36），也能夠透過存在於自然世界裡的那種神祕力量而與其所相信的「上帝」相結合（Emerson，1983：10；Thoreau，2007：43）。於是在這樣的相信裡，人與自然物、神祇之間就具有了一種相通的可能。

倘若我們從電影內容來看，這種相信或許就要因著奇異的外星球與藍皮膚的外星人而變成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神話了。但事實上，這種理解自然的方式卻在真實的世界裡一度流行著，甚至直到今日我們還常常會聽到一種擬人的說法，它呼喚著我們要聆聽大自然的「話語」、期望我們去感受到在人類蹂躪施暴之下的大自然的「哀鳴與泣訴」；而我們自己有時候──特別是在我們接觸到自然時──也可能會「浪漫地」以為自己有一種超越性的、理解自然的能力或不可思議的親密關係。

而這正是電影裡╱真實世界裡的自然科學家與現世主義底下惟利益是圖的商人所不相信也不能理解的，那科學家頂多只能理解自然裡存在著一種相互連結的複雜關係，並提出其存在著值得進行研究的科學價值而已。誰能「證明」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這種超越性的連結呢？啊，那都是禁不起科學檢驗的！對他們來說，那都是一種蒙昧無知的、落後的相信──

所以，或許作為一種調侃，電影編劇即安排了科學家必須要在面對死亡時，才能相信這種超越性的力量，一如據傳Darwin在死亡之前也曾大聲呼叫上帝那樣（Zimmer，2005：350）。但跳脫電影內容，那種浪漫情懷仍舊是那在真實世界裡被高舉的科學所要嘲笑的對象，因為科學所要講求的是客觀明確，而不是個人與自然之間那神神祕祕的「個別關係」。

事實上，這樣的衝突也出現在台灣的自然保育歷史裡，蕭新煌在1980年代所分析的三類推動自然保育的群體裡，即點名了當時藝文界的呼籲多是訴諸於情感的、是充滿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的（1987：93-94）。然而，我們現在卻可能越來越難再看到像韓韓與馬以工所著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樣的書了。

在越來越多的環保訴求裡，它們都要提醒著破壞自然實際上可能帶來的各種利益損失、都要凸顯大型開發案背後的得失之間的不公平。就連在台灣海峽裡面臨著生存危機的中華白海豚，我們也只能著眼於它少得可憐的族群數量，以及警告物種滅絕最後可能會為人類自身帶來惡果。唉，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很難再用我們對於自然的豐富「感情」來說服人、也很難再用自然之於我們的深刻「意義」來說服人了，因為，那不過就只是一種個人經驗而已。

於是，Na’vi人的無奈就不僅只是Na’vi人的無奈而已，它也是許許多多和自然之間存在著情感與意義關係、但這關係卻面臨著外力破壞且不被他人承認的人們的無奈。在這個儼然已被理性之光給點亮的、被啟蒙的世界裡，我們要如何收納自己在自然裡所經歷的那一點點奧祕？我們要如何辨明那不是因為濫情而來的幻覺或自我膨脹？我們能在什麼樣的理解之下正視也珍視這奧祕？

對此，一部擺明了是架空世界的科幻電影將無法回答這意義深遠的問題，但一個普遍信仰科學的世界也將很難容得下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被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

電影所借用的另一個傳統，是西方世界源遠流長的被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它是那麼地久遠而影響深刻，以至於我們可以說「將那被壓迫的對象從壓迫當中解放出來」似乎就要和「正義」畫上等號了。美國能夠理直氣壯地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而不必有什麼同文同種等等拖泥帶水的阻礙──與之後爭取黑人與婦女權利的這些抗爭運動，它們其實就是活生生的反壓迫的歷史，它們都是努力地在糾正一種錯誤的思考與對待。

研究英美環境倫理學史的Roderick Nash認為，這些抗爭運動就好像漣漪一樣一層層地向外散開，而在這個波峰至下一個波峰之間，其實都考驗著我們對於「什麼樣的對象應該被納入道德考量」的認識──殖民地人、黑人、婦女、印第安人，他們都曾經在「許多人認為合理」的情況下得不到平等正義的對待，於是他們得靠著不斷的說服與抗爭──甚至是戰爭 ──才得以獲致公義。

而就在這樣的傳統底下，西方思想界似乎也就很順理成章地──如果我們真能這麼說的話──將這種反壓迫與解放的思維延伸到了自然世界裡頭。

對此，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就曾說：「曾經，認為有色人種也是真正的人、並且應該受到像人一樣的對待的想法被視為是愚蠢的，但那愚蠢如今已經成為被肯認的真理。而如今，認為根據合理的倫理而做出對所有生命形式都應有一定的尊重的嚴肅要求，同樣也被認為是一種言過其實。但那時刻正在來臨，屆時，人們將會對於人類這個種族竟然要過這麼久才認識到自己對於生命的輕率傷害並不符合真正的倫理而感到驚訝」（2001：96）。

事實上，在這一波波道德擴張中最具刺激性的，就是要將大自然納入我們的道德考量裡，以致於我們也應該要道德地對待大自然。這種想法固然在西方引起相當大的爭辯，但這些爭辯終究都化為珍貴的資產，它就是透過這種方式、為西方的環境倫理思想與保護自然的行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必須注意的是，解放那被壓迫的對象是因為那對象「自身」就有不應該被壓迫的理由，而不是因為這對象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以至於我們要解放他╱它。

於是，台灣許多號稱要保護自然環境的行動就不會等同於前者，因為這些行動往往是因著「自然對人類有利，所以我們應當保護它」的人類中心主義理由而發動的。但是在西方，這種因著相信生物「自身」擁有「權利」或「價值」而應當不受壓迫和破壞的抗爭行動卻是屢見不鮮的──有些甚至相當地激烈，他們會透過在樹木裡釘入釘子以破壞伐木用的鏈鋸，他們會對進行動物實驗的實驗室做出破壞並將動物放生，他們會對百貨公司縱火以使販賣的皮草失去經濟價值……。

於是，那美麗的自然家園被毀壞的Na’vi人要集結起來──他們甚至還聯合了同遭迫害的自然界的生物──對抗壓迫者的情節，就不過是套入這傳統模式所得出的結果了，這樣的思考幾乎就是那個文化裡最安全穩妥的答案。

對西方世界來說，反壓迫是他們真真實實的歷史，而最終成為了娛樂事業的內容；而對台灣來說，那西方娛樂事業裡的反壓迫內容雖是我們透過媒體所慣見的，卻也是我們自身歷史裡所闕漏的──我們從來就缺乏這樣的思想與行動，就算有，它也從來就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因為我們是那麼樣地習慣活在「擱置爭議，只顧自己」的氛圍裡。

所以我們會讓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恐有千人受害的桃園RCA污染事件延宕了十五年才終於要展開求償的訴訟程序；所以我們會在迎接新年的狂喜裡遺忘了一百多天前遭土石流埋沒的水災災民，毫不在乎他們的離開是出於天災，還是人禍；

所以我們會在對高科技產業的薪資與年終分紅的說不盡的羨慕裡，忽略在分配水資源與抗拒污染行動中失落的另一方；所以我們也會樂於踐踏二十年前為抵抗政府限制言論自由而以性命拼搏的血淚，而任由言論自由成為製造謊言、妖言與滿足偷窺邪癖的荒唐藉口。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連對被壓迫的「人」都意興闌珊時，就更不用說被壓迫的大自然了。

結語

我們該如何理解，一個在真實生活中對公義與受壓迫者毫無興趣的人，要抱怨著他對這種解放被壓迫者的電影情節實在太過熟悉並批評它是陳腔爛調？或許我們真的可以做這樣的抱怨，因為我們覺得那不過就只是一部電影，一種娛樂。對於它作為一部電影，其在內容安排上的確並沒有太突出的新意。

但問題就在於，它並不僅僅只是一部電影，而是一整個文化的體現──在這個層次上，相對於我們自身文化的荒蕪，它就總是「新的」。以致於任何敏感的台灣人總要在這種外來文化力量展示下，為自己的文化是那麼樣的貧弱不堪而感到悲哀！

從電影內容回觀自身，我們總要承認，台灣社會普遍對科學抱以極高的尊崇但卻缺乏相襯的反省與批判──我們往往渾然不覺這樣信仰科學會有什麼問題，同樣地也渾然不覺這信仰與「時下流行的」環保議題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衝突。我們也要承認這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於追求公義多抱持的冷漠──我們常常只是在短暫的熱情捐輸上欲滿足自己的憐憫之心，但卻對長期的、根本的變革不感興趣，而只願袖手旁觀。

於是，台灣拍不出《阿凡達》這樣的電影就不僅僅是資金、技術的問題，事實上我們根本欠缺那樣的傳統、那樣的文化。當然，我們也大可批評《阿凡達》不過是一部充滿絢麗特效場景而欲搶搭「環保流行」的順風車的作品，但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好好思考自己在這些年來的「節能減碳」口號中何嘗不是如此？

參考文獻

Emerson, Ralph Waldo（1983）。Essays & lectures：Library of America。

Nash, Roderick（1989）。The rights of nature :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adison, 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chweitzer, Albert（2001）。Revernece for life（A. Naish譯）。在L. P. Pojman編著，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3rd版）（頁95-100）。Belmont, CA：Wadsworth。

Thoreau, Henry David（2007）。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湖濱書簡）（周亦培譯）。臺北市：聯經。

Zimmer, Carl（2005）。Evolution: The triumph of an idea（演化：一個觀念的勝利）（唐嘉慧譯）。台北市：時報文化。（原作2001年出版）

蕭新煌（1987）。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台北市：圓神。

電影阿凡達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