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網路上看到一篇工商日報的社論：「痛定思痛 全力整治河川防治水患」。我實在很想呼籲台灣媒體、政府、和人民：痛定思痛是一定要，但拜託不要再整治河川了！因為，水患的發生不是河川本身的問題，不要「整」河川，整一整我們自己吧！

該社論首先問到：『「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迄今已經三年多，而此次水災仍造成如此重大傷害，確實令人不解』。這個問題，很多民眾都在問。對從頭到尾就反對「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的環保團體來說，根本不意外，因為這個計畫無關執行效率、偷工減料的問題，計畫的本身根本徹頭徹尾的就是一項錯誤！

諸多媒體用「惡水」來形容這次的災害，似乎一切都因為流水無情，殘忍地吞蝕台灣。但水流哪有什麼好壞之分？（也請參考水就是水，哪管是河水，屍水，淚水、汗水這篇評論）無風無雨時的美麗河流也是水，山洪爆發時波濤洶湧的河流也是水，水沒有壞心眼，就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往低處流、往低處宣洩。洪水殺人，那是因為我們將小溪都變成了再也無法理解的巨大力量。

我想起整整兩年前（2007/8/17）我寫了一篇文章：「水患越來越嚴重，到底為什麼?」，現在再看這篇文章，真是不勝欷噓。當初，謝長廷之提出的「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不正是「痛定思痛、全力整治河川」這種思維下的產物？為了回應「全力整治河川」這種災後就絕不會缺席的僵化舊思維，以下我將兩年前的該篇文章再提出供各界思考、討論。

圖片引用自那瑪夏鄉韃虎老師的部落格。

水患越來越嚴重，到底為什麼？

近年來台灣各地的水患越來越頻繁，損失也越來越慘重，讓民眾覺得身家財產越來越不安全。許多人不禁想問：水患越來越嚴重，到底為什麼？且讓我們來思考一下可能的原因。

民眾受苦是因為政府無能嗎？

受災時許多人第一個情緒反映就是憤怒，認為政府無能，政府沒有好好做事！一切都是政府的錯！真的是這樣嗎？政府沒有做事嗎？（2009/08/17註解：當然，這次的災難會造成那麼多民眾罹難，政府的無能絕對要負責任，但這篇文章姑且論「救災」，僅就政府「治水」工作上來討論）。

諷刺的是，即使扣除貪官污吏放到自己口袋的錢，過去政府投入的治水經費並不少，每年都編列龐大的經費進行河川海岸治理程等防洪工作。目前，在總經費高達1410億的行政院「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的金錢投入下，各地的河川整治與區域排水等工程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所以憑良心說，政府不是沒有在做事情，而且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幾年後台灣的大小河川和海岸「可望」被全面水泥化，水道排水的效率增加，達到「全面整治」的效果。到時候水患的夢魘是否就解決了？答案的絕對是否定的！要說未來不會有水患，是天方夜譚，而且我大膽認為未來河川若被「全面整治」 後，水患問題反而會更加嚴重。（過去也曾經為文探討工程治水的問題，請參考「摒棄河流整治迷思，建立與洪水共存的環境哲學」一文。）

台灣近年來的水患問題不在於政府有沒有做事，而在於作法不對，僅治標而不治本；換句話說，政府一直以來投入大量的金錢在錯的事情上。如果方法錯了，政府再怎麼用力地做，絕對不可能解決問題。

政府的治水模式錯在哪裡？就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幾乎把水患問題等同於排水問題，天真地以為只要河道能夠迅速地把洪水排掉，就不會淹水了。在水利官僚的眼中，河川不過是個單純的排水管道，卻不知道河川本身其實是非常複雜的環境系統，自然力量和人類活動的影響同時影響著河川的動態。

在這樣的思維下，河川整治成了面對水患問題的主要工具，不分青紅皂白就拿河川開刀：把「阻礙水流」的河岸植被剷除，用平滑的水泥取代；或將原本彎彎曲曲的河道拉直，以增加排水的速率；保險一點，再築個高堤把水擋在低窪的洪水平原之外。處理市區的雨水當然也是用同樣的思維，只要用排水道盡快將水排除到河流就好了。

如果水患只是排水的問題，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卻做不好？很簡單，那就是因為水患的癥結根本不在於河流的本身，而在於土地開發利用的模式。

洪水是自然的作用力，除非哪一天，天公再也不下雨，不然洪水永遠都會存在；但隨著加諸在河川的防洪工程越來越多，這些工程也成了水患加劇的元凶。沒有被人類大量改造的集水區，自有其處理洪水的機制：例如河道旁低窪的平原或濕地就是河川蓄洪的空間；河岸兩旁植物產生在洪水來臨時會產生摩擦作用，可以削減洪水的力量；河川上游的森林以及流域中可以滲水的區域也吸收了大量雨量，減少河川的洪峰量。

土地開發要負責任

當土地的大量開發，也代表著越來越多水泥、柏油、建築物屋頂等不透水表面取代了可以透水的自然土壤，讓大部分的降雨無法滲透到地面上。讓我們想想看，即便降雨是百年一見的超大雨量，若至少有一部份得以直接滲透入地下，或是被儲存起來再利用，平地的淹水災害是可以減少許多的；

而如果河川上游沒有被濫墾濫伐，還有著茂密的森林可以吸收水分、抓住土壤，河川的洪水量也會減少；而如果中上游的河道有著自然的河岸，有可以減緩洪水流速的植物，有了中上游的緩衝，滾滾洪水也不會直沖人口較密集的下游城鎮。

可是每當洪水又帶來災難時，政府和輿論往往忽略了土地開發的影響，而直接歸咎於異常降雨，或是排水與野溪整治工程尚未完成。在已經有防洪工程保護的區域，則將問題推給抽水機故障、排水道系統堵塞、或是沒有經費做河川疏浚。

「河川尚未整治」與「管理疏失」成了水患成因最常見的禍首，主政單位卻從不知道應該檢討的是治水的基本邏輯。久而久之，民眾也以為問題都出在這兩樣，然後天真地相信一旦河川整治完成，再加上後續的維護管理和疏浚，天下就會太平。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有些地方做了整治加了河堤就沒有水患了？很簡單，因為本來應該淹到你家的水，其實是淹到沒有堤防的別人家去了！

你可能進一步想，那如果將台灣所有的河川都給築堤束起來，那麼大家都不用擔心水患了吧？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若整個流域中的河流都築了堤後，小水災或許可避免，但當超大的洪水來臨時，水還是會找到地方去，那時大家就一起淹水。

更恐怖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所淹的水因為堤防的阻隔，甚至無法排到河川中；那時就會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人間煉獄。顯然，河流整治是一條治水的死胡同。

有更有續的方法可以減輕水患災害

再者，當政府將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完全交付給防洪工程，其實是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要讓這套工程系統維持靈光，一方面得確保有足夠的經費對排水系統與河道進行清淤、疏浚等維修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當天災來臨時要祈求老天保佑抽水機不要故障、管理行政上沒有疏失。

但歷史告訴我們，讓人民看不到政績的經費永遠都不足，管理疏失也是家常便飯；需要仰賴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防洪工程系統，真的能夠提供我們安全保障嗎？此外，如果一個解決方案（也就是用防洪工程來解決水患問題）得仰賴源源不絕的金錢持續投入才能生效，那絕不是一個永續的解決。

台灣政府和水利官僚一直以來仰賴的治水方法有著上述根本問題，不值得信賴也不能帶領我們走向永續的未來，社會不能一直往工程治水或河川整治的死胡走。

那麼，水患有其他的解決方式嗎？當然有。許多研究已經證實，以河川整治為主的防洪工程無法解決水患問題，反而帶來更多的災害，因此，部分歐洲國家已經開始改變思維，思考利用河川的自然機制來處理水患問題（這部分我也曾為文介紹過，請參考「改變中的水患管理哲學—向歐洲學習」一文）。

更永續的水患管理方法不是沒有，只是頑固的水利官僚仍然不能採納新思維，國家系統和社會環境也還沒有準備好接受新作法；同時，自私的政治人物也認為硬體的政績比較能夠吸引選票。台灣要邁向真正永續的水患治理，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但我們至少不能不知道，當前的治水模式是行不通的！

尊重河川原有的自然運作才是減輕水患的根本作法。這並不等於說「治水工程同時也要考慮生態」，玵應該說「治水就等於尊重河川的生態系統」；若我們忽視了河川系統的健全運作，治水永遠都不會有效。治水等於保護河川生態，而不只是「考量」或「兼顧」生態。

回到最初的問題上：我們的政府沒在做事嗎？有，但是做的是錯事。我們的政府無能嗎？我認為，政府的無能在於沒有長遠的眼光，即使再有魄力、有執行力的政府，若沒有用前瞻永續的思維做事，再有能力也不會解決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工程治水，不如不做，多做只是禍國殃民。

水患加劇不能全怪在氣候變遷頭上

最後，來談談氣候變遷。近來氣候變遷也成了方便的天災咎因，水患、土石流的災難可以一律怪罪在異常降雨上。異常降雨雖然的確是誘發水災的啟動鍵，但是不是該為生命財產損失的攀升來負責，需要嚴謹的探討。即便氣候變遷的極端降雨現象已經成為事實，但將任何嚴重的災情都怪在氣候變遷頭上，只會掩蓋其他也應該被關注的議題—也就是治水的基本邏輯是否有問題。

水患越來越嚴重，錯誤的防洪思維和不當的土地利用模式等人為因素要負相當的責任；如果沒有人為因素的推波助瀾，異常豪雨所造成的災情不會那麼嚴重。因此，我們不能將水患的責任全都推到氣候變遷上。

氣候變遷是一個頭痛的課題。在未來台灣的降雨無法精準預測之下，我們需要一個更有彈性的水患管理策略。作為自然現象的一環，可以確定的是洪水仍會持續發生，因此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不在於如何完全排除洪水，而在於於洪水來臨時，能不能減輕災害？

用新的思維看水患問題

地小人稠的台灣，又面臨著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若實在沒有其他空間、不得不居住在河川容易氾濫的地方，我們一定要思考如何更有韌性（resillience）。這並不是指像阿信般默默吞下苦楚的韌性，而是指在淹水時不會受到傷害或是只會受到最小傷害；打個譬喻，流行感冒的季節，健康的人比較不容易感染，而體質不好的人就容易生病，沒有人可能一直處在無菌的環境中，但是我們可以鍛鍊健康的體魄來防止生病。

同樣的道理，因為有河流就會有氾濫，我們不可能消除洪水，但是我們可以打造一個讓洪水不會造成災難的生活環境，調整自己的居住模式來適應洪水，解開人與洪水的衝突，才是真正的治本的水患解決之道。

在水災的議題上，我們一直進行著失焦的討論和指責，生命財產的損失固然令人心痛，但大部分的民眾和政客看不到真正的問題，才令人擔心。如果每當災難來時，就把矛頭指向政府整治不力或氣候異常，並盲目要求政府盡快解決，卻不去思考災難的根源，台灣島將永遠不會脫離多災多難的命運。

（作者為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候選人，地景及都市設計師，本文轉載自「西雅圖凹凸鏡部落格）

編按：

本文作者為資深環保鬥士，長年針對高屏地區環境問題深入調查、提出解決方案，同時協助地區農友轉作無毒栽培。本文為作者提出之莫拉克災情觀察與意見，這些內容也皆為南部環保團體多年大聲倡議之意見，誠如作者文末所言，儘管這些行動如「狗吠火車」，但身為公民的一份子，還是要繼續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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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的鏡頭哩，許多災民的處境讓人鼻酸。除了表達同情、並以行動實際救災外。我想該是冷靜看待災情的時候了。否則新聞退燒，國土將再度崩裂！國人也將反覆沉淪！

8/11.12兩天，在風雨中陪同獨立媒體記者─朱淑娟小姐，深入到高屏溪、枋山溪看災情（閱讀朱淑娟的深入報導請點選這裡）。並經由過去的記錄資料呈現，探討林邊溪水犯的問題。僅就上訴3條災情嚴重的區域提出個人的觀點。

1.與天爭地的下場：

固然豪雨是50年僅有，但是高屏溪堤防是以100年水犯頻率設計，河堤寬度達2000公尺。但是在這次暴雨中，受限於里嶺大橋附近，高屏溪被人為開發干擾，擠壓其自然生命力，整個高屏溪水流最大之處(匯集隘寮溪、荖濃溪與旗山溪)，竟然只有250公尺的通水斷面，

這個嚴重的屏頸效應，讓這條全國最大逕流量的高屏溪，在洪峰期間，苦於無法有效疏洪，洪水 水位躥高，威脅著主要跨河的所有橋樑：大津橋斷、里港大橋裂、里嶺大橋封閉(去年才重建好)、雙園大橋斷。

更嚴重的是：上游旗山、美濃一帶的區域排水，一方面受高屏溪水位高涱的影響，無法於短時間內快速排出，一方面來自山區不停湧入的雨水，加速水犯的累積與擴散，才會有這次嚴重的水犯。而此一現象不解除，我們恐怕每年都會上演同樣的災情。

2.洪水是自然界形『大呼吸』作用：

我們如果無法讓河流走在它該走的地方(行水區、高灘地)，那麼，洪水自然就會跑到我們的家屋，威脅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當高屏溪行水區、高灘地被魚塭、高莖作物、香蕉違法
佔用，  導致洪水無處可去時，其實是人類侵犯水的『大呼吸』作用。而大河靠著僅有的250公尺寬行水，無處可以宣洩而『憤怒亂竄』時，就像是腦血管堵塞，產生腦中風的現象。

「水犯」變成是我們對大河呼吸的認知，而將一切的災害推給大自然，掩蓋人類的貪婪與公權力不彰，我們真的就可以從罪孽中獲的救贖嗎？到底，是誰侵犯誰？而主管高屏溪相關業務的第七河川局、屏東縣政府、高屏河域管理委員會，能繼續推卸責任嗎？人類不尊重自然生命力，如何苟活？

以人為方式過度侵犯水行區域，是一種很大的風險。

3.森林保育才能安身立命

每一公頃森林在植被良好的情況下，可以吸納4480立方(公噸)的雨水進入地下，這些寶貴的水資源還會在枯水期慢慢釋出，成為保命的活水。

想像一下，台灣山林總面積超過百萬公頃，我們如果能將森林保育好，會這次颱風期間，可以涵養超過44億噸的水資源，相反的，破壞水土保持的結果，得到 的將會是立即湧出、憤怒難抑，超過44億噸的『土石流』。而這不就是此次災難的元兇嗎？叔以致之？

產業道路四通八達，觀光遊憩區毫無節制，農業、民宿不斷上山，就是目前破壞台灣水土保持的最大壓力。每個水泥建築、開發計畫幾乎都是下回土石流之母，因為在綠色山林劃破一道道傷口，讓美麗大地開腸破肚的，不就是這些拼經濟的大計劃嗎、美其名為『觀光倍增計畫』、『城鄉新風貌』、『一鄉一特產』、『砍大樹種小樹全民造林運動』、『假風倒木之名行伐木之實』的不當政策。台灣人何其會作文章阿！

因此，認清自然的大呼吸現象，學習與自然合諧，就應該開始『還地於河』、『還山於林』。唯有森林被保育下來，洪水才能被綠色海綿的複雜根系吸納，儲水於山脈，補助於地下受壓含水層。也唯有讓出行水區給大河，當他有洪氾區、高灘地行走，才能將洪水在廣大的空間滯留、藉礫石與泥砂的孔隙介面，將地表逕流轉存入地下，而不是全部往下游與低窪區灌注，加劇水犯的威脅。

4.人謀不臧要被譴責

如果一句：『全球暖化暴雨集中』就掩蓋人為的疏失，那麼，台灣就永遠是政客的天堂！而且台灣將有輪迴不完的災難。公民為有認清責任歸屬，才能在未來培養出好的政策公僕！讓我們來檢驗一下媚俗的政客(只想著下一任)如何帶給大家災難。

水利法第78條：河川區域內，禁止下列行為：

一、填塞河川水路。

二、毀損或變更河防建造物、設備或供防汛、搶險用之土石料及其他物料。

三、啟閉、移動或毀壞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

四、建造工廠或房屋。

五、棄置廢土或其他足以妨礙水流之物。

六、在指定通路外行駛車輛。

七、其他妨礙河川防護之行為。

水利法第78-1條：河川區域內之下列行為應經許可：

一、施設、改建、修復或拆除建造物。

二、排注廢污水或引取用水。

三、採取或堆置土石。

四、種植植物。

五、挖掘、埋填或變更河川區域內原有形態之使用行為。

六、圍築魚塭、插、吊蚵或飼養牲畜。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與河川管理有關之使用行為

河川管理辦法第38條：申請圍築魚塭者，以河川區域寬度300公尺以上之河口區或感潮河段之不影響水流區域為限，且不得位於下列地區：…

顯見，目前里嶺大橋附近約1200公頃的高灘地，被定耕成魚塭、高莖作物是明顯違法，相關公務員與政客難辭其疚。

此外，莫拉克颱風讓林邊、佳冬、枋寮嚴重受創區，早已是政府明令公告：地下水超抽管制區，依法是不能繼續超抽地下水。身處地層下陷區，甚至於低於海平面，要求颱風不淹  水，恐怕上帝也瘋狂。但是，此區還是不停超抽未見政府積極作為。只有加高河堤、海堤、建更多抽水站，也只是消化預算徒勞無功。

而在森林法、水土保持法都有詳實規範山林開發行為應以水土保持為優先，但是，政客相繼以建設、爭取預算來拉攏選票、圖利利益團體，都是當前環境蒙塵、公民受害的主要共犯結構。

躺在立法院近十年的：國土復育條例。又被政黨惡鬥與利益團體的綁架，至今仍未見國土保安的整體規劃。完全執政的『國民黨』好像是被財團綁架般，毫無國土保安規劃，終於讓災情來為其執政績效打分數。苦的是無辜的百姓啊！

其實，上述問題都是筆者長年不斷批判、建議、抗爭的議題。常有如『狗吠火車』之感。作為公民的一份子，也只有如過河卒子，不停吠下去，不信前路已斷，火車還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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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朱淑娟記者之「莫拉克專題報導」，請點選這裡）

此次高屏溪流域成為主要災區，洶湧土石流造成上中游地區數個村落遭到掩埋，這麼龐大的土石從何而來？

第一是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棄土，這個工程是準備從荖濃溪築一條二十公里的引水管路，引荖濃溪水源經過旗山溪到曾文水庫儲放，其中十四公里屬於隧道工程，分別從桃源鄉和三民鄉兩端開始開挖，從2006年施工至今產生大量土方，大量土方置放在工地，八八水災遭到洪水沖刷到中游。

第二是地震造成土石鬆動，容易隨著洪水沖刷而下。早年遇到颱風豪雨時，高屏溪的水濁度不超過一萬度，近年來因為山林水土保持不佳，加上九二一地震、越域引水隧道工程以炸藥炸山，加上七月底二度地震，造成上游土石鬆動，原水濁度不斷攀升，在八八風災當中達到五萬度的濁度。濁水其中有的微小粒子是自來水廠無法處理，需要加藥處理才會沉澱，將造成自來水水質更加惡劣。

第三個原因是水利署建築攔沙壩阻擋土石在上游，原意在幫助河床回填高度，卻變成遇豪雨沖刷而下。高屏溪砂石被視為品質精良的建築砂石來源，造成過去高屏溪盜採砂石嚴重，河床超挖，因此為了幫助河床回填正常深度，水利署在中上游多處施作多處攔砂壩，卻在豪雨沖刷往下傾瀉。

過去高屏溪的河床本是變動不停的，一直到日治時期才築堤固定河川水道。即便如此，早期民眾對於河床地仍是抱持戒慎恐懼的尊敬心理。台灣河川冬天是枯水期，因此容易露出大片的高灘地，以高屏溪來說就有數百公頃的土地可供利用。

三十年前，農民會利用枯水期間到兩岸的高灘地耕作，遇到汛期來了，就撤走等待來年。可是近十年來，高屏溪的高灘地利用卻日漸擴大規模，民眾大興土地固坡，興建牢固的溫室、魚塭，束縮水道從原本一千多公尺寬的河床剩下二百公尺寬的深溝，造成對橋樑的沖刷。

河川高灘地就像是海綿一樣有滯洪的功能，其超限利用意味著河川兩岸土地對於洪水的調節能力降低。

住在高屏溪畔的老人家說，以前高屏溪不論夏冬都有平緩的水量，豪雨過後一、二天水就會消退，不像現在澇旱差距這麼大，如今高屏溪河床往往冬天只剩下河床中深溝處有水，豪雨一來挾帶大量上游沖刷下來的泥土，幾天都不退，可見河岸周邊的土地涵養水源的能力大幅減退。

未來需檢討劃設土石流警戒區，嚴格稽查河川上游水土保持，特別是以合法掩蓋非法的森林盜伐和不當的農田、道路開闢現象。然而，僅是做好水土保持，仍未必能夠防範未來氣候變遷下的豪大雨趨勢，災區不應該再現地重建，重新評估河川漫流區域，還地於河。

屏東大潮州人工湖利用台糖地作為蓄洪空間、高雄市也開闢本和里滯洪池減少水患，還地於河在法令、行政上非常艱難，卻是一條必須走的路。

水源開發要新思維

高屏溪的濁度升高問題嚴重衝擊自來水取得。大量泥沙造成大樹攔河堰取水設施和曹公圳灌溉水道都積滿淤泥，無法取水，大高雄地區遭停水。反之，九曲堂取用伏流水的設施則能正常供水，意味台灣水源開發思維應從取河川地表水、改為伏流水。

在此情況之下，水利署還要在高屏溪上游開闢越域引水工程這種傳統河流表面水引用的作法，未來也可能面臨豪雨泥沙淤積引水隧道。

南部環保團體已經提出因應措施，建議水利署取水設施應走向二峰圳模式，在河床底部施作集水廊道，引用伏流水，既減少工程量體對於周邊環境及村落的衝擊，又能取得經過河床礫石過濾過的乾淨水源。

我們該還地於水，謹慎開發（攝影/林吉洋）。

（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地理系博士候選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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