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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本文為成功大學「台灣文化的流變與創新」1月25日讀書會─「鹽水溪的歷史之夢」之延伸閱讀文件，由當日講者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翁佳音先生撰寫，談從荷蘭、鄭氏治台時期文獻中的國王魚（kingfish）的故事（讀書會詳細內容，請點選這裡閱讀）。

因故事生動精彩，做為附件隱藏於活動公告中十分可惜，僅將全文刊載於此，讓無緣前往參與讀書會的朋友也能一起分享。

一、荷蘭時代漏網之魚

有關荷蘭時代臺灣漁業的文章或書本，通常僅提漢人漁民頻繁在沿海捕捉烏魚、製作烏魚子，大量運往中國的歷史。然而，漁民現實人生，不會只捕抓單一魚類，當時文獻所載捕獲之魚，還包括鹹魚、柔魚、蚵、蝦等等，種類繁多。事實上，大宗魚獲和初級製品，除烏魚（Hardervis）與烏魚子（Hadercuyt）之外，尚有coningvis。荷語coningvis，直譯是「國王魚」，國內臺灣史學界一般譯成「帝王魚」。

《臺灣城日誌》首次出現這種魚，是1646年2月27日記載有1355條輸往中國。緊接著登記15、 27，以及數百條；甚至到1651、1656年，有將近兩、三萬，乃至是四萬條出口，數量有時凌駕烏魚之上。這麼龐大的魚獲量，不容忽視，但學術界似乎談論者不多，說來有點可惜。

首先，或許會讓一般人好奇，為何連區區十幾、二十幾條之魚，都要寫在《臺灣城日誌》上？事實上，《日誌》原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重要公文書之一，它所以鉅細靡遺登錄各種進出口物品或魚貨的數量，通常表示這些貨物與課稅有關，並寫在公司帳簿或其他正式文件上，上呈公司高層稽核存留，與一般私人隨興逐日而寫的《日記》迥然不同。

《日誌》1646年3月27日條即提到：公司職員發現漢人漁民將捕獲的「國王魚」與「午仔魚（vijffvingersvisch, 直譯是五指魚，馬鮁科 ≒ Fourfinger fish）」未經通報即自行運到中國，因此決議往後每條課以2 stuijver，[1]大約等於當時中國貨幣值2分5尖，即0.025兩 [2]的出口稅。

也許有人會因而進一步產生學問興趣，追問所謂的國王魚或帝王魚，在臺灣究竟指哪種魚，民間如何稱之？荷語coningvis，與英語kingfish大體一樣，都是泛指各種魚類，尤其是顏色鮮豔、美味的食用鹹水大魚。根據魚類資料庫FishBase，英文俗名之kingfish是指鰺科（Carangidae），或鯖科（Scombridae）魚類。

魚隻的綱目科屬種分類，對文化、社會史研究者來說，畢竟隔行隔山，強行討論，難免自暴其短。講社會、文化故事的人，比較關心外文文獻中之魚，到底是港邊魚市場裡，或我們日常食棹上的哪種魚。這樣，故事說起來，才比較有影有味 。

台灣魚類資料庫中的土托魚 （資料來源請點選這裡）。

二、烏魚之外的土托魚

所以，這篇故事一開頭，首先要探索荷蘭文獻中的國王魚，臺灣民間俗名或土名大概是什麼。曾有歷史研究者告訴我那是黃魚，我請教過中央研究院魚類專家邵廣昭教授，他卻持謹慎態度，認為早期非專業文獻中出現的魚名，若無圖片或插畫就很難確定其種類。專家都這樣說了，那怎麼辦？遇到實物、圖像缺乏的瓶頸，歷史故事豈不是無以為繼？

幸虧歷史學不是自然科學，多少享有人文想像與推論、解釋之特權。運用傳說以及文獻敘述，推想國王魚的臺灣土名，以及繞著這種魚，講述一些臺灣怪異卻尋常的歷史，是人文學術容許的範圍，而且仍屬必要之作業。

國王魚，雖然臺語中有類似俗名，如：皇帝魚、國姓魚。以國姓爺延平王鄭成功為名的國姓魚，是指香魚（魚）或虱目魚；皇帝魚是比目魚，有時候甚至也指虱目魚。然而，這些魚，卻都不具有coningvis或kingfish的特色，它們另有故事，下一節再談。若仔細檢討荷蘭文獻所零散描述的國王魚，則此魚之俗名，將近呼之欲出。

《臺灣城日誌》記載國王魚捕獲時間，通常是烏魚季節後的12月，到翌年3、4月之間。荷蘭檔案又云：漁民駕駛舢舨在近海捕撈，範圍從大灣（Tayouan，臺南）海岸到南邊約兩荷里（15、16公里）一帶。[3]前節說《日誌》連十幾、二十幾條亦登錄在內，可推想此魚絕非尋常小魚。

公司決議錄資料也可佐證，資料云此魚「一擔（百斤），或七條」，收取 4 stijver的度量衡費用（weechgelt），可見每條國王魚平均將近十五斤，[4]算是大魚。綜合十七世紀荷蘭文獻所描述的國王魚，可歸納如下：捕獲季節在冬春之際，地點為臺南一帶近海，魚重十餘斤，與烏魚同為荷蘭時代兩大重要魚獲。

進一步再參較後來文獻，如十七世紀末臺灣最早的清代方志《臺灣府志》（蔣毓英纂），書中鱗之屬（魚類）部分，介紹臺澎地區有：「海翁…鯉…鯽…金魚…泥魚、烏魚…」等等，泥魚與烏魚並列。十八世紀三○年代尹士俍的《臺灣志略》，記載「可利民用者」，也就是能賺錢、食用之魚類，首舉「塗魠」，然後是烏魚、麻虱目。[5]

《府志》的「泥魚」，其他方志或排印成「鮀魠」、「塗魠」，民間則多寫為「土托」、「土魠」（thô^‧-thuh , thô^‧-thoh）。清代文獻常言此魚：「為海魚之最佳者，重十餘斤」、「自十月至清明多有」，「冬、春二時」，漁民用縺網在外海捕塗魠等大魚。[6]

中外資料兩相對照下，不論從魚撈時期，或由魚獲地點與魚隻重量來看，本文一開頭所說的荷蘭時代大宗魚獲，烏魚之外的國王魚或帝王魚，大概可推定就迄今仍然可見到的土托魚。土托魚是鯖科，英文俗名中也有Kingfish之稱，讀者可在邵廣昭教授所主持的台灣魚類資料庫網路電子版http://fishdb.sinica.edu.tw查得到。三、魚與歷史人物

Kingfish或土托魚，可是聞名的民生物品。在以前，「澎湖產塗魠魚…肥澤薌甘，海外魚味之絕。官澎島者，以此餽遺，不過一、二尾，意甚珍重。然冬春間海舶經此，市之直廉，未不饜飫而去」，[7]可見此魚是清代絕佳的官場或社交餽贈禮品之一。

十七世紀五○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使節朝晉大清中國，地方官員尚且鄭重以土托魚賜贈遠來的紅毛番。[8]直到今天，土托魚料理依然是澎湖與臺南的著名小吃。

既然聞名島內外，古早以來，攀附的傳說免不了因應而生。封建文人連雅堂說：「國姓魚之外有都督魚，為臺海中鱗類之最美者 」，「或曰延平入臺之後，某都督以此魚進，因不識其名，故錫為都督魚」。[9]照連雅堂所記，土托魚另有俗名叫都督魚，與鄭成功來臺後肆意賜名有關。當然，認真追究起來，這多少是因諧音訛轉，即土托（thô^‧-thuh）變都督（to^‧-tok ），導致傳說如此創造、演義，不足為怪。

傳說牽扯到送魚拍馬屁的某明鄭都督，是哪位官員，也許沒人會關心；不過，清代倒是有位名都督與土托魚有牽連。

《澎湖臺灣紀略》在解釋名產土托魚時，說此魚甚大，「非巨網不能取，冬始出，仲春而止」，「…歲輸餉一千二百兩，提臣施烺倚勢霸佔，立為獨行，每年得規禮一千二百兩」。後面一段文字，重點在陳述澎湖漁民以前捕土托魚，得向政府繳交稅餉；然而，明鄭叛將「太子少保提督福建水師總兵官右都督伯」施琅降伏鄭克塽、拼吞臺澎後，便將此項餉稅據為己有。

稍後，此稅被其他官員奏請歸公，轉作水師提督衙門費用，「漁人多受剝削，頗為沿海窮民之苦累」，十八世紀三○年代，此項陋規才告裁除 。[10]傳說背後，有另一面歷史。施琅將土托魚稅入公帑視為私人特別費（規禮），土托魚當時可謂是施大將軍囊中之物，為「都督之魚」，解釋雖然牽強又離題，卻還有幾分道理。

連雅堂收錄的上述傳說，謂都督魚外又有一種國姓魚。他如此說明：「麻薩末，番語也。一名國姓魚，相傳鄭延平入臺後，嗜此魚，因以為名」。麻薩末就是虱目魚，它的命名來源，有很多說法。起源番語之說，有人認為是臺灣原住民語的「番語」，也有人主張是西班牙人的「番語」。但最有趣的，恐怕是如下流行甚廣的說法。

傳說國姓爺鄭成功打敗荷蘭人後，臺灣人心存感念，獻上最好吃的土產魚。國姓爺不知此魚之名，隨口問：「什麼魚？」臺灣人聽成是國姓爺龍心大悅而賜名，「什麼魚」遂演化為「薩末魚」。不過，這已不是「番語」來源了。

「什麼魚」的民間解釋創始何時，大概不易追考。謹嚴歷史研究者也許會把此則傳說視為奇談怪論，摒棄牆角。不過，民俗或文化研究者卻認為這條口傳資料暗藏歷史問題。至少，我們難免疑惑：鄭成功口中的「什麼魚」，音聲應非官話，而是閩南語「sìa-mih hî」或「sìm-mih hî」，然而，這又與「薩末（虱目）魚 = sat-bak hî」之音韻轉化有點距離。

國家認同議題尚未浮上檯面的七○年代，我聽過另一種版本，講故事者插科打諢說：咱臺灣人獻魚給國姓爺時，話語不通，只聽他講「這是什麼魚啊（zhè shì sàa-mah yú ā ）」？咱臺灣人聽做伊給魚號名，sàa-mah（sat-bak）魚的名，就是這樣來的。說話者生動地模仿戰後外省腔當作鄭成功聲音，迄今我印象猶深。這個版本比較貼切解釋「什麼魚」與「薩末魚」的轉音問題，卻不知覺間將鄭成功視為語言難通的新外來者，有違現今的正統歷史認識。

然而，若認真追究如今正統鄭成功歷史圖像，畢竟是十九世紀末以後所構築，與文獻紀錄有不少矛盾，等一下會看到例子。誰是誰非，現此時歷史研究者依然未正面迎戰。

閒話休提。連雅堂說虱目魚因鄭成功愛吃，故又名國姓魚，這與通說國姓魚是香魚不太一樣。至少，清代方志《淡水廳志》就這麼說：「 （近內山溪澗甚多，俗呼國姓魚，偽鄭至臺始有之）」；但清代文獻卻有提到麻虱目被稱為「皇帝魚」之記載，「然則鄭氏在臺雖無黃屋左纛之事，而帝制自為，亦有其號矣」，^[11]顯然意指民間因鄭氏一族愛吃虱目魚，而有皇帝魚稱號。

依照中國文獻所載，兩種魚與鄭成功關係密切，淡水仔（香魚）好像是他或他的隨從引進臺灣；但奇特的是，荷蘭文獻也記載臺灣北部溪河中有haring（herring,鯡魚），這haring當然不是海魚，也許是荷蘭人用來指體型相近的仔。至於虱目魚，傳說是否說成由鄭成功帶來，暫不去理它。東印度公司領有臺灣時，沿岸一帶倒是有魚塭（oenij= 塭仔, una）業的存在，養殖的魚種，我推測是虱目魚，但這還得經過漁業專家驗證才算數。

四、鯨魚與鄭成功

民間將虱目及香魚，附會歷史人物鄭成功，尚屬於正面說故事。可是，鄭成功還被描寫成鯨魚化身，負面成分就很大了。

明清官私文獻中，鄭家祖孫三代，即鄭芝龍、成功與經，不乏被寫成海上大盜，在明清文獻中被寫成鯨鯢，例如，「大海洋洋久難平，鯨鯢噴浪戕群生。三世孽惡逆顏行，宵旰憂勞不得寧」（施琅，《靖海紀事》），臺灣「往昔荷蘭鳩據，鄭氏螘爭，斯固虎狼之窟宅，鯨鯢之淵藪也」乾隆二十九年明志書院碑記。鯨鯢，辭典的釋義為：即鯨魚，雄曰鯨，雌曰鯢，喻凶暴不義之男人與女人。

果然，有關鄭成功「海上起義」的傳說中，有說凡成功所犯之處「舟至海水為之暴漲」，當時為戰禍所苦的人們不得不轉而求神問卜：「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還預言說這條長鯨「歸東即逝」，也就是到東邊臺灣自然就會滅亡。果不其然，1661年4月，鄭成功率軍攻打臺灣 ，有人先看到「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或傳說「紅夷望見一人騎鯨從鹿耳門入」。翌年，成功駕崩前，部下夢見「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海外」。 [12]

中文文獻說「紅夷望見一人騎鯨從鹿耳門入」，很巧的是，當時公司傭兵瑞士Bern人A. Herport也有類似的紀錄，他說：[13]

（1661年）4月29日上午，臺灣城中士兵看到外城新建堡壘之前的海中，有一男子三度浮沈海面，經詢問後，得知城中沒人失足落海。午後，在Hollandia稜堡城下又見到有黃色長髮海女（Meer-Fraw, meerminne）三次躍出水面，這是國姓爺圍攻城堡的先兆。

臺灣城上，荷蘭公司守軍所目睹的海女（美人魚），是否像中文文獻所說的，先由北線尾稍微北邊的鹿耳門港道進入，然後由臺江內海游到臺灣港（見圖），不得而知。無論如何，東西人士似乎都在歷史現場見到海中怪現象，也不約而同寫入故事。對文化史研究者來說，這段傳說值得吟味，我就留待結論時再說。這裡，我還是免不了流露考證派歷史研究者的枯燥伎倆，有請讀者容忍。

瑞士傭兵Herport所說的「外城新建堡壘」，是指臺灣城外城（或稱下城）第三個稜堡。一般講安平古堡歷史者，通常都忽略這個荷治末期才建成的稜堡，以為外城只有兩個稜堡。至於鯨魚，黃髮，或金髮美人魚游過的臺灣港，清代稱為大港，今日已成陸地，大概在安平區北安路一帶。滄海桑田後，鯨波或美人魚水紋凝固，深埋歷史記憶底層。

五、結構與象徵

海洋故事多，魚龍淺躍水成紋。貿易、海戰是重要歷史曲目，駛船捕魚也許僅是其中一齣缺少高低潮之戲，潮來潮往，長期現實重複。本文將荷蘭時代大宗魚獲coningvis比定為如今仍見的土托魚，雖在方法論上無法運用魚類學鑑定、確證，可是，由長期環境生態結構來看，至少清代土托魚還是當季重要魚獲，我們可由此結構推定荷蘭時代的國王魚，應非此魚莫屬。

結構敘述，似乎是文獻不齊全之近代初期史認識或研究的好方法。由這個理論前提，我甚至膽敢進一步如此演繹。1602與1603年之交，沈有容率兵追捕「海盜」的「東番之役」，獲有「…烏魚、溫魚之類，不下數百金」。[14]文獻中的「烏魚」沒問題，但「溫魚」則不可辨，疑係錯刻之字。

如果此段「烏魚、溫魚」的文脈，與荷蘭、明清的「烏魚、塗魠」屬同一結構，那麼，1580年代以來，文獻上所說「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說成是漁民捕抓烏魚、土托，應該不太離譜。國王魚的故事，或許可加深臺灣歷史的時間軸。

魚類與歷史人物的穿鑿附會，從合理主義的歷史敘述，通常會因「其說荒誕，故不採焉」。老實說，這很可惜。上一節所言東西文獻一起記載鯨魚化身、美人魚之傳說，就表現一種文化象徵的變化。如今成為正面、積極與可愛影像的鯨魚、美人魚，在近代初期歷史中，反而是一種兇惡、引人走向死亡的象徵；歷史影像有連續與斷裂之種種層面，由此可見。

至於其他的魚類，如「黃魚」，在臺灣歷史傳說裡，會說成本地黃魚身長僅數寸，然若看到大黃魚，則相信臺灣會發生亂世。還有呢，清代文獻也記載：相傳臺灣陸上成群奔跑的鹿，是由海中鯊魚所轉化。或許，說故事的人眼見臺灣西部人口多，沿海常看到鯊魚，不易取信，只好推託到東臺灣：[15]

獨後山鯊魚隨潮登岸，即化為鹿，毛色純黃，其孳生者始有梅花點

後山又有另外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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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並見決議錄，VOC1160, fol. 406v.[2] Uytrekening van de goude en silvere munts waardye, inhout der maten en swaarte der gewigten, in de respective gewesten van Indiën. (Middelburg, 1691), p. 12. 據此小書，臺南地區（Tayoan）的匯率：1 里耳（reael）為56 stuyvers; 1 里耳為73分（condoryn）概算而得。

[3] VOC1252, fo l.17v

[4] VOC1176, fol. 842r.

[5] 尹士俍《臺灣志略》，頁88-89。

[6]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七四 ，頁119；《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一二八，頁715 -716；《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一○五，頁211

[7] 《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一九，頁44。

[8] John Ogilby, Atlas Chinensis: Being a Second Part of Arelation of Remarkable Passage in two Embassies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Vice-roy Singlamong and General Taising Lipovi, and to Konchi, Emperor of China and East-Tartary, (London, 16710), p. 168.

（補充說明：原作者是荷蘭人Arnold Montanus，或書上的拉丁化名子Arnoldus Montanus。至於John Ogilby是英譯者）

[9]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一二八，715 -716；《雅言》臺灣文獻叢刊一六六，頁97-98。

[10]《澎湖臺灣紀略/澎湖志略》臺灣文獻叢刊一○四，頁36。

[11] 《諸羅縣志》，頁291。

[12] 文中所述各種傳說文獻，可參見中研院的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中的臺灣文獻叢刊，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13]A. Herport, Eine Kurtze Ostindianisch Reiss-Beschreibung,..sonderlich der chinesischen

Belagerung der Insul Formosa. p 51; 荷文本p. 147.

[14] 陳第，〈舟師客問〉，收於沈有容輯，《閩海贈言》，文叢56，頁31

[15]丁紹儀，《東瀛識略》。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