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篇演講記實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李丁讚教授，於2009.9.4於台南成功大學一場「生態民主與地方知識：談災後重建」演講，本文為作者阿蘭妹的現場即時筆記。

作者在本篇紀錄中暫時刪除了主持人與現場提問的部分，僅先就李丁讚教授的發言整理，並保留李教授演講的脈絡與說話語氣及詞彙，希望讓大家如臨其境。

【第一部份：災難社會】

我（以下『我』皆是指李丁讚教授本人）個人研究的主題是「民主」，邀請我來的單位是「地方學」，「災後重建」是當前重要的議題，我今天得要試著把這三個連在一起來談。我先從災後重建開始談起。

救災、安置、重建是災難發生後的三個階段，但目前八八水災的災後處置，好像把重建跟安置都放在一塊。如果用謝英俊的話，安置應該是「中繼屋」的概念，一年到八年都有可能，一定要有安置的計畫才有重建，沒有安置的話，馬上救災進入重建，那就只有硬體工程，一定要有安置才有心緒、有餘力去進行重建。

現在好像重建只是一個「永久屋」的概念。重建是一個整體性，絕對不只是有屋子的概念，它牽涉到生計、文化、生活。不只是安置，住下來之後生計的問題、社群鄰里關係、社會經濟文化、物質生態問題等，都必須整合起來好好規劃。要嘗試在重建階段整合所有的問題，一次解決。這與安置不一樣的，「重建」其實是一個面向未來的過程，而不只是重建過去。

所謂面向未來，就是說要思考到為了什麼而重建。八八水災是「災難社會」的一環。整個社會從「金融危機」到「八八」到「H1N1」，這十幾年來已經可以看到全世界都進入了災難社會，整個系統隨時都可能變成一個「大崩壞」。

八八是災難社會的案例，從政治經濟到生態，越來越頻繁的發生。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災難社會，我們的精力、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每個人每天都在面對危機、都在求生，每天都在危機處理問題，而不是在好好、有餘裕地、從容地規劃我們的未來。我們的時間資源都會被災難吸住，每個人都為在為了生存解決危機。

整個社會型態處在為了「生存」下去而過日子，而不再是為了「生活」。不再是由「我」這個人來當主體，而是為了生存，每天要面對困境在掙扎。這就是所謂「災難社會」的一種處境，生活變成一種生存、一種掙扎，危機出來後不得不一直處理、一直處理。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要怎麼思考？

「重建」的意義不是過去的重建，重建隱含著一種「透過重建的過程，讓人類的生存獲得解決」。我們唯有透過災難的解決，去面對社會的難題，透過這個難題的解決與重建，來面對人類的問題。

以金融危機為例。很多人從金融危機後的復工、消費力提升等指數，來評估整體經濟狀況，好像經濟復甦後，災難就過去了。但是，其實類似的災難還是會一直發生，因為我們沒有在這之中學到東西，我們對於生產體系的問題沒有解決；像是消費層面，如何去發展更生態的消費方式？如果沒有更細緻地去面對每一個環節與看到環節在實踐上的意義，而且不斷地實踐、調整、實踐，「學習」是不可能發生的。

面對金融危機的重建也是如此，不是在恢復過去的消費力與生產力就好了，這樣子的話，大結構還是在，大結構的災難也會一直出現，結果危機還是沒有辦法徹底被解除。經濟重建就是應該要包括日常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生產方式等所有環節的重新整理。

「重建」隱含的是對過去的整合，才有能力面向未來，讓危機不再發生、讓危機減少，那才是真正的重建。

從災難社會的角度來看生態浩劫、氣候暖化等所引起的天災，很明顯地重建要面對的不只是「永久屋」的建造而已，所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範疇，要我們透過每一次、每一次的重建，一次又一次的犯錯，錯到又變成危機時，人類才會開始論述；當論述出來之後，一次再一次地，人類才會學習。

人類會越來越辛苦，苦到不能再苦的時候，才會看到整體重建的契機。以臺灣來說，現在關於災難社會的論述還是沒有成形，人類只有真正透過災難的遭遇、存活，才會學習，我很悲觀地說，要變成一個政策，還要再幾次災難。而我們只能透過重建，一次一次地把問題解決，才有機會。

九二一災後重建的歷史經驗中，看可否得到學習。最近回顧了全景一系列的影片，我想要以達觀村的「共同廚房」來談，一個重建較理想的層面。

共同廚房真正發展出來是2003左右，最主要的精神是從「共同生產」到共同廚房。現在參加共同廚房的還是有現實的問題，目前仍有二十幾個家庭參加，運作的層面除了共同吃午餐外，他們有一些土地是共同的，有一些是別人認養的，共同耕作廚房裡面的菜。

部落的經濟以及產業、工藝、傳統的食材、香料、醃漬品、釀酒、或新發展出來的，都在這個共享、共做、共食過程中都慢慢發展出來。他們也利用共同廚房的營運，照顧部落的老人，送便當過去，去幫他們做居家服務，也利用課餘的時間去課輔部落的學童，發給他們獎學金，支持他們繼續升學。

這個背後是泰雅族文化背後「共享」文化。現在也開放三百多位的農地認養（市民農園），一個月六百元，住宿半價。

回過頭來看目前八八災後關於杉林鄉「永久屋」的安置。永久屋是一種原經濟社會文化網絡的喪失，不能夠再維持從山林粗放耕作與生活中創造的那一種社群，當土地不再是耕作意義的土地時，人會失去與土地的連結，社會關係意義也會失去。

在《三叉坑》裡我們看到，當原住民沒有自己的土地時，整個生計、整個生活方式都會改變；當自己與土地慢慢失掉關係時，就算一樣都是打零工，整個社會關係都已經變化了。把土地還給土地，這是沒有議價的空間，但山地裡面還是有土地可以用。

遷村也許是不該回到河床地、河階區，但是還有一些可以重建、可以建地、可以耕墾的，這個東西應該是重建裡面要找的。原住民的文化扎根於土地，離開土地就等於離開文化，只要離開土地，這個儀式、生產，文化社會方式一定就是會喪失掉。所以，重建要在一個「生態」的基礎上，面對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與社會組織整個融合起來。而我認為，這就是民主。

【第二部份：生態民主】

我所談的民主不是政治性民主，而是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民主。每個人可以被以主體對待，每個人的意見、想法、處境都能被傾聽、凝視。這是什麼意思呢？生態民主是我的一種嘗試：相互平等的對待、相互寬容，這就是軟民主，一種相互尊重溝通對話，跟主張監督對抗的硬民主是一體兩面。

大家都看到《生命》紀錄片中有五個故事，有些是個人的，有些是夫妻關係的，有些是得到變成憂懼症，有些則是獲得重生。兩個重生的故事就是在災難之後存活了下來，而且活的很好。《生命》告訴我們怎麼樣能活得下來，其中就包括了人與人親密關係的重建，也就是一種對話的重建，一種民主。

為什麼親密關係是一種民主？存活下來的，就是因為在災後有一種親密關係的建立，也就是相互傾聽、相互凝視，我的苦難有人聽，你個苦難也有人聽，一種相互的面對，互相安慰。這是軟民主的基本型態，我們都是主體，但是我們會相互傾聽、相互凝視，一種在日常生活中願意把對方當成一個主體，他的意見、他的聲音、他的處境都會被考慮、被聆聽。

民主關係不僅是政治力的問題，民主關係是一種活水泉源。讓這個人有力量！當你被民主對待的時候，你就會有力量。最powerful的力量就是傾聽。

你凝視他、你傾聽他，你開始對他有親密關係，就會產生生命的力量，也就是人類學說的mana，一種神秘的力量，雖然其實這一點都不神秘。當你跟人發生一種內在的連結時，整個生命就會出來。你被深深地同意，就會進入一種合一、identity的狀態，你馬上有力量。這是《生命》裡面兩對故事（好的）案例。

生命是什麼？生命就是民主相互對待的建立，當我們兩個把對方都當成主人時，這就是生命的一刻。

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這是基礎。但不只是人與人的相互對待，從「生態民主」來看，嘗試把這個民主的概念從人與人的層次，延伸到我們如何面對一個土地、一個社會文化與產業等，一個社區、一個地方，我們談重建真正面對的是這個問題，要把土地當成一個人，去看他、聽他的表情。

把人延伸到生態，生態不是狹義地指環境，生態這個概念包括社會生態、人文生態，隱含著文化的層面，所以，生態民主不僅指土地倫理，而還包括尊重當地的文化、人文，以對方為主體，從這個地方慢慢地跟它對話。

重建不是指傳統的恢復，而是包括所有的政策、改革、重建，都必須先建立在傳統、文化、土地之上，透過生態民主，傳統與重建再造才不會斷裂。

生態民主的概念，對抗的就是創造性毀滅。資本主義基本上是創造性毀滅。資本主義是不斷地生產，但生產不是反映人的需要，是反映科技發展，這已經跟人、社會、土地、生活脫離，這是毀滅性的。

目前我們談到災難社會，災難社會的發生，其實是延續著過去的「發展」，那種「發展」並非在生態民主、傳統文化上演化出來的，所以就是會發生問題。現代科技不是反映生活，而是造成生活的混亂，當科技脫離這個綜合的「生態」，它就會變成一種毀滅的力量，這就是災難社會的根源。

所以，在「生態民主」的概念之下，我們談「重建」，就必須在災難社會的脈絡下來看。

【第三部分：地方知識】

從這裡我嘗試帶入地方知識的概念。好的民主也不是民粹，好的民主是把對方看成主人，可是自己也是主人，在相互中安慰成長，一起前進。最近幾年來我都在看《易經》，我從《易經》中學到，一條好的河流是彎彎曲曲婉轉慢慢地流，與旁邊的土地親密對話的，河中的生態也會很豐富。一條太湍急的河流，兩岸是找不到什麼東西的，那不是好河流。

河流是一種力量，是一種陽的力量，任何力量是很婉轉地跟土地去孕育出對話，太急太湍的水，一定沒有辦法孕育。所有激烈的改革，要回到土地與人民，這是一個坤（承載，才能孕育）的概念。只有陽、只有改革，沒有真正回到土地、轉陰，去承載，這樣改革是無法持續的。

「坤」是一種母親、孕育，一個緩慢的過程。重建，一定要慢下來，一定要跟土地對話、跟人民對話，跟文化制度上的對話，慢慢地跟「陽」會合，才能回到土地、回到人民、回到生態。否則，就是斷裂，會變成一種創造性的毀滅。

我們講到地方知識，其實是民主構成中，面對土地、人民，在相互主體對話出來的知識，這個知識不是傳統，可是是從傳統出發的一種知識。

所有的傳統也都要開放要演化，一斷裂就是一種災難，災難社會就是來自於斷裂，地方知識就是在重新凝視對方的過程中那個「陰」的過程，任何往前的力量（「陽」）都一定要往後退、停下流，像河流一樣，不是一味往前衝，一定要停下來、慢下來蜿蜒、停留、滲透、轉圜，跟土地對話，在這中間產生「地方知識」。

地方知識在每個地方都不一樣。地方知識一定是從地方、土地、文化、經濟、產業裡面，從它出發，一起往前走，不能原地踏步，還是要往前走，一定要「陽」的力量。這個過程不只是重建，包括法律、任何改革、任何政策運用在任何地方，展現出來的一定都是獨特的。

只有生態民主，那個改革、重建，才是有力量的，而不是一條直衝大海的河流。生命的建立是靠親密關係的建立。人類如何跟傳統的制度文化產生親密關係，讓傳統重新獲得生命。當你開始聆聽它，傳統就會有mana，一種生命的力量。這也是我最近在談的emergence，浮現。

【第四部分：對話】

我個人覺得這些從九零年代開始轉向社區，這應該可以說是生態民主的開始。也就是轉陰，承載之後才能孕育，生命才能出來。我們不再只是在街頭示威，而是在社區開始生根。未來重建是否做得好，就看這個東西過去做得好不好。

重建牽涉到整個生活，我認為過去就是有十多年來的耕耘，對土地的生根，慢慢孕育出來的一種力量，這個東西還是要繼續前進。比較不一樣的是說，過去是在一種穩健邁進的狀態，但我認為面對災難社會，我們越來越沒有時間走穩健的路，很多時間與精力都被分割，當災難變成頻繁時，我們將被迫每天面對災難以及災難帶來的問題。

災難社會的誕生是一種艱困，苦難，但也是一種契機，災難中有人好好去引導重建的方向的話，與過去公民社會的方向沒有相反，反而災難社會讓我們有機會看到公民社會的成果。

運動者要如何融合原來的目標、穩健的方法，跟災難社會比較急迫的需要，在穩健的狀態下原本沒有辦法契合的資源，災難社會反而有機會去「看到」「聽到」，運用這個災難的時機，好好把資源使用，去看到災難的結構，背後斷裂的東西。論述要有效（被聽被看到），一定要有災難、危機的背景和基礎。捉住這個改革契機，讓大家看到。

穩健的社區運動是培養人的方式，進入災難社會時，這些都是關鍵的人力。目前的工作者一定要好好利用這個時候，讓老百姓，讓論述有效，這是關鍵的時刻。

關於災難的社會學、災難要開成一門課的話，要怎樣來實踐。社區工作者要知道如何利用災難，不是把頭鑽進去，要跳出來、說服政治、說服民眾。

我初步想到，包括災難社會學的定義概念都還沒好好去處理。過去風險社會是對一種未來可能性的壓迫威脅，災難就是進入每天日常的一種實務面對。這之中當然有地方知識，過去十年來有很多大的災難，這些東西如何建構成為新的學問，變成一種經驗，地方知識的具體實踐。每一次的救災都會產生新的知識出來，從地方到方法，

我歸納了今天現場的提問與分享者的經驗，歸納了以下六個想法：

第一，關於安置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定要趕緊說出來，沒有好好的安置，就不可能有好的重建。

這中間是很細膩、很複雜的問題，「中繼屋」的概念要先出來，讓重建成為可能。所以這個一定要推。重建是未來解決災難的關鍵，因為平常小規模的改變有限，我們必須透過重建，一步步來解決過去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重建不能用效率來看，重建好比交班費，交四次比交一次好，透過每一次集合、收集、統計，每個人都輪流在其中學習民主、學習作主人。教育不能用管理、效率的觀點來看，很不效率沒錯，紛爭、糾葛、衝突、溝通，都有很多學習的東西在，正是效率的觀點扼殺了民主。

要讓居民在討論過程中有不同的意見，練習去討論去辯論、去辯護、去接受被說服。要效率只是用一個管理者的角度，不要怕很多問題、很多對立、很多衝突，我們要有耐心，學習如何面對、如何對話，一次、兩次來帶，慢慢地學習，就是不能快。不要害怕不要擔心很多衝突，衝突正是學習，看到問題正是面對自己的機會。

第二，是關於災難經驗的傳承，與災難學教材要怎樣的編製等。

教材在哪裡，上課的地點在哪裡。如何讓災難變成社會共同的學習，這個東西是很深的問題，紀錄片在某個意義上就是這樣，每一種人類經驗都很有價值，只要我們好好記錄下來，沒有紀錄就會忘記，忘記是來自於沒有紀錄，記憶一定要有記憶。我們如何傳承經驗，尤其是寶貴的經驗，紀錄才能記憶。

記錄的方式很多，大家的教學，實際的經驗回饋到上課的過程中間，這些東西都是記錄的一部份，很多東西都是用這個方式記錄下來，這是記憶的基礎。所以，如何透過教學、紀錄片、小說、電影、戲劇等進入，讓老師親自到現場去蒐集材料，讓這些體驗支撐來整理一套屬於災難社會的適應學習教案。

第三，為什麼這個社會沒辦法傳承經驗？

是不是因為沒有紀錄？這牽涉到整個公共系統，災難社會下這些東西要怎麼重構？災難在國家社會中要怎樣納入教育系統？不只是社區大學、政府的大學裡面，這個社會才能整個面對災難。災難社會學裡面要重新改組的很多。不管怎樣，重建一定要發生，我講的重建是讓機制扭轉，以及不要讓重建是跟不上毀滅的速度，重建做得好的話，社會的再生才有辦法浮現。

第四點，關於地方存在經驗與地方知識的東西，在安置的過程中，地方對話的儀式要進來。

地方知識要真正浮現出來，是生態民主的過程，這不只是地方內部就可以弄出來的，要一種外在的、陽的東西來牽引，民主最怕變成民粹，並不是居民同意就好，甚至沒有討論的同意，怎樣的討論很重要，而不是簡單的同意，這是誕生地方知識的重點。

存有（being）要出來，兩方面要互為主題才會出現，要互為主體，在兩個人都在的情形下，才長出來的東西，存在是同時跨越兩個系統，這是辯證的問題，這是兩個人互為主題。單單只有一個老師或一個學生是沒辦法互為主體，唯有兩個人互為師生才有交換性、互換性，才會存在，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在彼此的基礎上長出新的東西，才是地方知識。我用你的話來談我的需要，你用我的話來談你的需要，這是很多「口」的場域。

第五點，生態民主與一般公民社會的民主有什麼不同。

目前公民社會最被挑戰的就是把每個人都當成一致的公民，裡面的異質性就不見了。生態民主將對所謂的自由，提供重新的思考。

第六點，國家沒有把災難當成一種角色，針對災難這個長遠的議題，探討它的文化性與教育性。

所以，我們必須在災難社會學底下，重新定義國家，就是要讓國家放入災難的救災系統裡面，把國家的角色、法令體系放進去。災難社會學要「重構」國家、教育的定義，讓國家與教育回到災難社會學的核心，沒辦法處理災難就沒辦法處理重建，沒辦法處理重建就會讓災難不斷發生。

政治本身不會處理這個問題，因為看不到成績，這是政治的侷限，這個不改的話，這個東西是沒辦法重構的，也不會真正重建。

（註：引用概念請註明來源）

（本文轉載自「農村是一所學校─旗美社大部落格」）

 重建過程需要許多的知識對話。